第一，中国经济转型。
过去十年，中国从低中等收入迈向中等收入。今后十年，中国从中等收入迈向中高等收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是告别低收入和高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常态。这种新常态是长期的，但未来十年很关键。中国经济必然转型，消费会提升，服务业比重将扩大，制造业要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种流行观点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其实不然。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矫正市场扭曲，促进创新；结构变化只是结构性改革后市场发展的结果。所以，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
第二，中国新型政商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商关系显著特征是一种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紧密型关系。新型政商关系则要达到政府和企业的“亲”和“清”境界。要实现这种境界，就必须把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建立在透明、规范的法治基础之上。我以前讲过法治在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中起决定性作用。今天想进一步说，法治也是决定新型政商关系的制度基础。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决定中国的新型政商关系的进程。
第三，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首先是发达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2016年成为畅销书的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是美国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崛起与衰退》。它分析了自1870年至2015年的145年间的美国经济增长，并预测未来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将进入2%以下区间，而不是通常期望的3%左右。在发达经济体中，欧洲经济增速可能比美国低，日本可能比欧洲低。在金砖四国中，巴西和俄罗斯今年是负增长，今后前景也不乐观，亮点是印度和中国。IMF最近调高今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同时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性大于加快的可能性。
第四，全球化趋势减弱。
过去十年间发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全球化在经历快速强烈发展之后，开始出现减弱甚至逆转的态势。去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下降，以本币计价的全球贸易虽然增长，但增速低于经济增长。不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都有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倾向。
第五，科技创新推动发展但效果复杂。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鼓励创新。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但它所带来的效果却不简单。之前的科技创新主要以机器替代人的体力，这一次科技创新则是以机器替代人的脑力。前一段时间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高手，突显出人工智能的应用潜力。两年前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预测到，这一轮科技创新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时，可能会造成大批人失业或无业，这尤其会发生在有知识的人当中。所以我们为科技创新鼓舞，但是对其效果的复杂性不能掉以轻心。
第六，收入分配不平等张力持续。
尽管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在缩小，但是每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却在扩大，在一些发达国家其不平等程度回到了19世纪末的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张力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率问题，因为它影响政治走向，从而也影响经济走向。
以上这六大趋势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一定会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走势。但是，企业和企业家并不只是被动地等待和应对。回顾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有两条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二是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市场根据供求关系配置资源，以此达到资源在已有技术条件下的有效率配置。而经济发展的动力则来源于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就是创新产品，创新生产过程，改变技术条件，改变资源组合和利用的方式。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活动带来企业发展活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转型、中国新型政商关系、全球经济增速、全球化进程、科技创新以及收入分配，都发生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