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海龟先生有一个听起来蛮酷的名字。2004年6月,李红旗和蒋晗蜷缩在广西艺术学院某堂公共课的教室里,跃跃欲试正给即将诞生的乐队起名字。那时候他们上课不好好听讲,乐器玩得也不够好。他们甚至想了一个名字叫“横眉冷对千夫指”,最后李红旗说,“我喜欢大海龟”,蒋晗摇了摇头,“大海龟这个名字不太好,叫海龟先生要酷一点。”于是海龟先生乐队就这样出世了。直到现在,海龟先生已有十年。不只他们的名字挺酷,模样也够酷。贝斯手蒋晗干蓬爆炸的长发间,闪烁着军衣扣大小的夸张黑耳钉,双臂上铺满了颜色绚丽的纹身,一直爬到了他性感的喉结上。鼓手张浩亮内敛得恰到好处,他光着膀子弓着背打鼓,戴着黑色的帽子和墨镜,漂亮的纹身从手臂绽开到胸前。主唱李红旗梳着大背头,半脸的胡子茬颓废、沧桑,宽松的黑白格子衬衣,一水儿地道的复古范加身。2014年5月23日,海龟先生在广州TU凸空间的演出冷静而节制。现场没有POGO,没有跳水,大多数歌迷只是跟随节奏自然地小幅摇摆,这和其他火爆凶猛的摇滚现场相比,确实显得有些不够热闹。身旁一个喜欢他们歌儿的小伙儿轻声说:“他们是自High型的!”观众多少有点意犹未尽。这个看起来有些摇滚明星范儿的乐队,却是故意在和乐迷的状态做对抗。“我们希望不管底下什么状态,自己呈现出自己的状态就好。我们现在还在抗争,有时我们抗不过乐迷。他们都想躁起来,我就想干嘛要躁啊?像今天的演出,有些人肯定是失望的状态,我要告诉自己我做的是对的,我要坚持。”主唱李红旗说这些话时,语速缓慢又平直。海龟先生的新专辑和原先的风格发生了很大转变,其内在根源是,李红旗信了基督教。他开始用宗教的态度来做音乐。显然,现场的观众对基督教徒的海龟先生还不够熟悉。“他们来这里是觉得自己身上和我们有契合点,他们就是来寻找这个契合点的,可是最后却发现契合点不在这里。”李红旗说。身旁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有点不甘心,他追问道:“你怎么就认为,他们还没有接受新的海龟先生?”“他们现在应该还没有接受。他们来就是看自己的,不是看我们的。”李红旗补充了一句,“每一场都需要战胜自己,这是我要表达的内容,很难的。”悲伤的喜剧演员提起海龟先生,“轻松”“欢快”是早先乐评中出镜率最高的形容词,对于海龟先生的歌,人们是这样比喻的,“犹如参加充满阳光和美丽的牙买加沙滩派对。”的确,海龟先生避开了传统摇滚乐中的燥、狠、猛。他们的歌旋律轻松明畅,歌词短小简单,主唱李红旗的声线骚气迷人,就连吐字和唱腔也是圆圆的感觉,毫无生硬的棱角,所以很难在他们的音乐中嗅到说教和愤怒的气味。他们好像总是漫不经心地自己哼吟,当你的眼神和他的眼睛碰撞到一起,他又刚好轻轻地别过了头去。人们喜欢在他们的音乐中跳舞,愿意接受这种听起来有些小清新的轻摇滚,认为他们的歌有“满满的正能量”,甚至“听着听着心情就明媚起来”。然而,在海龟先生表面的欢乐背后,却是黑洞洞看不到底的绝望。很小的时候,李红旗看到一些长辈会聚集在一起看毛片,而且还会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不要这样做,这激起了李红旗心中的不屑。于是,他选择了摇滚乐,认为牛逼的摇滚乐可以否定权威,这些长辈不过是比自己早活了几年,犯的罪其实和他一样多。时间久了,他有了新的想法。他认为“我也是他们,他们也是我,他们对抗不了自己,我也对抗不了自己,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们一样糟糕,我有什么资格说外界?”他眼看着摇滚乐成为了集体反抗的工具,你也反抗,他也反抗,却都没有检讨自己。“这样的反抗太刻意了,反抗是很被动的事情,人们到最后很容易被反抗强奸了。”所以,海龟先生从一开始就决定什么也不说,他们选择了愉快地唱歌,唱那些“太阳高高照,大家都开心”的歌。一些比较忧郁的歌,干脆就不写歌词了,只是瞎哼哼,唱的既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单纯的歌迷并没有听出海龟先生内心的纠结,他们反而喜欢上了这种听起来简简单单,温暖欢快的调子。“现在我们的大部分歌迷都是90后,因为我们把绝望的状态表达错了,最后阴差阳错吸引了一群很年轻的听众。”这让李红旗觉得有些尴尬。即将发行的新专辑《Where Are You Going》,是李红旗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后创作的,有一半的歌来源于信仰。内容和风格的巨大转变,让他们不得不对受众做了重新的定位,认为以后的听众主要是受到过一些伤害,并曾经用某种方式战胜过伤害,然后又继续受伤害的一群人。“年龄段应该会是50后到70后之间,他们经历了苦难,知道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苦难。他们听了可能又会觉得这里面有些童心未泯,如果他们足够谦虚,或许会喜欢我们的新歌。”这张新专辑的内容来自于“对自我人性幽暗之处的批判与忏悔”,在同名歌曲《Where Are You Going》中,李红旗反复哼唱着“往哪儿走呢”,在这首歌中,他问了妈妈,问了爱人,问了兄弟,最后问了主。现在,他已经找到了方向,答案是主告诉他的。新专辑不再只是欢快的暖色调,在婉转的呻吟中你能听到一种并不悲伤的悲伤。“以前我们唱着欢快的歌,心里却是绝望的,现在才是有盼望的。没有绝望就没有希望。”李红旗用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来解释,“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搞笑的大师,他们在台下都是不笑很严肃的。就是已经这样了,还能再糟糕些吗?”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很喜欢的概念,悲伤的喜剧演员。“人绝望到谷底,就是上帝的开始。”对于李红旗来讲,当他绝望坠落到谷底时,幸运地看到了上帝。于是,才有了现在听到的海龟先生。十年的三个城市广西南宁,四川成都,首都北京。这是海龟先生十年的行进轨迹。牵引他们的不是别的,仅是音乐。选择音乐对于海龟先生来讲,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我们什么都不会,只会音乐”。主唱李红旗和贝斯手蒋晗都是南宁人,因为离海挺近,桂林又是国内第一个开放的旅游城市,所以很多国外的音乐资源就比较早地进入了广西,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Grunge、雷鬼等音乐类型。但是在广西做音乐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于是2007年8月,他们转战去了成都。喜欢大海的海龟先生,去了一个没有海的城市。他们抱着在南宁写好的歌,跑到成都去完善。成都是个很闲散的地方,大家在那里舒服地蜷着,创作欲望不是很高。他们想要出专辑,需要的平台自然要更大一些,而北京是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心,于是李红旗和蒋晗,又一路跑去了更加干燥的北京,最后和国内唱片巨头摩登天空签了约。“如果我们想要赚钱,可能会去深圳,但是我们想要做音乐,只能去北京,没有别的选择。”李红旗这样说。2010年8月,他们找到了一个靠谱的鼓手张浩亮。三个人都没有工作,在北京居住和生活。纯粹依靠做音乐,养家吃饭。直到现在,他们依然没有习惯北京这个城市。“不可能习惯的,因为北京是一个幸福指数巨低的地方,那是一种交换。每一个去到北京的人,都知道是要拿出以前见识的一些东西去交换的,卖个好价钱,要不去那儿干嘛?”他们在北京交换的目的就是,可以不用选择另一份职业和工作,用音乐就能够养活自己。你问他们过的好不好,他们会告诉你,“勉强糊口,够生活。”所以,依靠音乐谋生的海龟先生比其他乐队更重视歌迷的反馈和认同,因为这很现实,关系到他们碗里的米,“如果歌迷们都不来看我们的演出,我们喝西北风啊?”可是,他们却选择下了一步险棋,冒着歌迷青黄不接的风险,从“嘟啦吧吧吧”的《草裙舞》,骤然讲起了人性的原罪。“别人会觉得我的生活很糟糕,可我自己觉得很好,因为我在对抗我自己,我花精力可能不是为了赚钱,我的精力是要用来赦免自己的罪。”海龟先生的这十年,变化很大。翻看以前的乐队照片,当年的蒋晗还没有一身酷炫的纹身,主唱李红旗仿佛突然间变得沧桑起来,以前清新的模样消失得干干净净,不仔细看甚至认不出来。他们只靠音乐来赚钱,但是没有像中国的电视剧一样,靠多产来创收。事实上,海龟先生在十年的时间里只发行了一张EP和两张专辑,绝对算不上高产。2005年11月,他们自主录制发行了第一张EP《POGO不如跳舞》,2012年年底,乐队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海龟先生》,如今他们的最新专辑《Where Are You Going》即将发行。李红旗用郭靖打了个比喻,有的人可能会涉猎不同的武功,可是郭靖却一直只打一套拳。有些人可能觉得郭靖是不是太懒了一点,只是打一套拳,实际上他们花的功夫是一样的。“如果愿意重复,我们一个礼拜就可以出一张专辑。我们还要立牌坊,虽然大家都是卖的,但不要太赤裸裸。”李红旗说。不过,他们自称是很懒的人,问起乐队排练的频率,李红旗的回答是一个礼拜排三次,末了,又赶紧加上一句,“只是最近才三次,我们比较懒。”很多乐队去北京是因为那里有更大的圈子可以混,而李红旗跑去北京的原因是,懒得混圈子。“很多地方因为小,就会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别人要讲我,我要讲别人。北京地方大,出去又不方便,大家只是关注事业上面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很单纯。”李红旗每日的生活很简单,除了排练或者有特别好看的演出以外,他一般不会去别的地方。要么在教堂,要么在家看书练琴,看一些跟人的生死有关的书,歌也听的很少。乐队三人除了音乐以外,平日交集很少。贝斯手蒋晗和鼓手张浩亮的状态和他差别比较大。他们两人在北京很喜欢出去玩,喜欢把自己丢在大环境里,把自己弄晕。在广州的演出结束后,也是李红旗一个人留下来接受采访。用李红旗的话说,“他们不需要认同我的宗教,现在我们的音乐是我写的,乐队基本以我的表达为表达,所以就不存在什么问题。如果我们乐队是小虎队的话,我们乐队就有问题了,因为小虎队每个人都要有平等的表达,那就要取我们三个人的平均词来进行表达。”皈依了基督教的海龟先生,重新拾起了以前故意丢掉的表达。以后人们在音乐中听到的欢快,就不是逃避的欢快了,变成了真正的喜乐。“是我的罪被赦免了之后的喜乐,我的重担被担当了之后的喜乐,喜乐和欢快是两回事。”李红旗说。基督教会了唱歌李红旗和基督的结缘很巧合,但每一种巧合又往往都是必然。那个时候,李红旗正想考音乐学院,他发现有一个教会集体唱诗,而那个牧师又正好懂些音乐,于是他走进了教堂,认识了基督。“人是生来孤独的,我从父母那里都找不到安慰,那我从哪儿能得到安慰?除非有一个人没有任何罪,他有资格审判我。”李红旗口中这个没有原罪的人,正是基督。 2011年9月11日,李红旗正式受洗,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在教会里他慢慢学着把自己忘记,去虔诚地崇拜另一个对象,不再以自己为中心,学会了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时候,他发现唱歌变得不一样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根本不懂唱歌。即使在教会唱走了音,他也渐渐觉得没有问题,他开始能够接纳自己原来不是一个好的歌唱者,而不是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天啊!我怎么可以走音?”的问题上。前一阵,李红旗和太太看了一部片子,片中美国教会的牧师说,“你们是不是喜欢詹姆斯・布朗,我们这里全是詹姆斯・布朗,因为他就是从这里出去的。”灵魂音乐是从教会走出去的,而现在音乐中的喜乐是被人们包装出来的,变成了狂欢,拿到了市场上去兜卖。海龟先生的新专辑有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接纳》,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没有人会愿意,接纳祝福一个罪人”,讨论的是,人性的原罪,忏悔和接纳。李红旗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接纳任何一个人,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肯定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自己喜欢的特质,去除掉这些动因,是不会有纯粹的爱,本质上人就是孤独的。而触摸到了这种绝望后,他选择结婚了。他的信仰告诉他,那些背叛自己婚姻的人,是因为对婚姻还不够绝望,任何两个在一起的人都是有冲突的,于是对婚姻完全绝望的他结婚了。绝望的另一端连接着期望,所以体会过绝望的海龟先生,在新专辑中编入了期望的金线。“人是需要被救赎,人是有限的,人是要死的,这肯定是今后海龟先生要表达的主题。以前的主题说不清楚,就是发泄。”现在,在李红旗的身上很少能看到摇滚乐手的反叛姿态,他说话的语调和语速极为平和,在说到激动的问题上时,还会稍微结巴一下。他会刻意地要求自己遵守一些准则,在采访中他突然指着录音笔问起,能否说“毛片”这个词,在获得肯定的答复后,他还是用“不好的东西”这样模糊的概念代替了。只有当你的眼睛落定在他一身带范儿的行头时,你会意识到他是个摇滚乐手。然后你问他,穿成这样是否是刻意时,他又会很实在地回答:“当然是刻意呀!”他也会在生活中守护着基督教的教义,去教堂和看书成为他唯一能在北京找到些归属感的事情。“我可能是我们教会最糟糕的基督徒”,李红旗却突然这样告诉我。在《圣经》里保罗曾这样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李红旗认为,评判别人是上帝的事情,所以要想了解人性的幽暗,一定是通过自己,而不是通过别人。“我在别人面前可以伪装,可是我心里的鬼只有自己最清楚。”这就引出了海龟先生未来要唱的主题,忏悔和接纳。然而谁又能预测,接受了基督教受洗后的海龟先生,能否重新被市场接纳?从广西小城,到西南成都,再到首都北京,海龟先生像音乐民工一样,沿着音乐市场的发展形势一路北上迁徙,从地图中的鸡脚折腾到了遥远的鸡脖子上。现在让李红旗为难的是,如果在北京做到了瓶颈怎么办?那他可能会去国外看一看,可是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已经丢失了自己的信仰,都快成了反基督的国家。他还在纠结作为一名基督徒要不要出去,李红旗这样说,“我首先是个基督徒再是个音乐人。”“那音乐是不是你信仰的一部分?”我问道。“音乐什么都不是,正好我们只会音乐而已。”“那会继续用音乐来表达信仰吗?”李红旗只回答了10个字:“以后也会,这是不回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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