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伯道弃子救侄的故事：
《晋书·列传·第六十良吏传·邓攸传》：“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今山西襄汾县襄陵镇邓庄村人）也。”邓攸是两晋著名大臣，以清廉著称。其祖父邓殷亮直强正，曾为伐蜀大将钟会（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主簿，西晋开国元勋贾充（平阳襄陵人）伐吴为长史，历任淮南太守、汝阴太守、中庶子之职。
邓攸七岁丧父，再历丧母及祖母，居丧九年，以孝著称，为人清心寡欲，平易俭朴，袭祖父职，被举孝廉不就。曾经拜访同乡镇军将军贾混（贾充之弟），贾混让其判决诉讼，邓攸不看，说道：“孔子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我和参与诉讼的人一样（都想获胜），（最好的为政措施）是让人们不发生纠纷。于是贾混非常欣赏他，就把女儿嫁给了邓攸，并举荐其为灼然二品（九品中正制的考评科目）。

邓攸在西晋历官太子洗马、东海王越参军、长史、河东太守等职，官至两千石。永嘉之乱，被后赵皇帝石勒俘获，原本要将其杀害，邓攸以笔赋辞，在故人替他劝言下，为石勒敬重，任命为参军，给车马，并随时带其行军。
石勒军令很严，夜禁火，违之处斩。有一次邓攸和另一胡官邻车，胡官夜晚失火烧车，并诬陷邓攸。邓攸考虑无法争辩，便说是自己的弟妇有病，温酒失火导致，石勒予以赦免，这让胡人感动，便自缚到石勒那里还邓攸清白，从此邓攸深得胡人尊敬。

在石勒进军泗水之际，邓攸乘间砍坏车子，用牛马驮着妻、子、侄子逃跑，路上遇到劫贼，抢去牛马，只能步行，若被石勒兵马追上，全家皆难活。于是对妻子说：“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儿尔。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子哭泣着同意了，于是邓攸因义断恩，割情忍痛，弃子存侄，成为后世道德典范。
本来故事到此就打住了，可是在《晋书》中，紧接着叙述“其子朝弃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树而去。”，意思是，在邓攸夫妻早上弃子后，晚上儿子又跟了上来，第二天，邓攸便把儿子拴在树上走了。这一记载引起了后世诟病。
比如房玄龄在《晋书》邓攸传记最后评价“而攸弃子存侄，以义断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预加徽纆，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绝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大意是，邓攸弃子存侄是大义之举，可是把儿子绑在树上不让其逃命是错的，这不是慈父应该做的，后来邓攸没有儿子，是老天的惩罚！宋代王楙《野客丛书》评价“如此则攸灭天性其矣，恶得为贤？”，认为邓攸称不上贤良。
那么，邓攸缚儿是对还是错呢？这是不是真的历史呢？我们先看《晋书》，《晋书》是二十四史之一，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以南齐臧荣绪的《旧晋书》为蓝本编撰，然而和《旧晋书》等有差异的在于，对于当时尚存的各家晋史及其它晋代史料没有充分利用和选择考核，又好采小说和神怪故事入史，对一些重要史实都有所删削，可惜的是其他版本的晋史全部佚失，无法对证，因而真实性值得怀疑。
我们想说，邓攸做出弃子存侄的决定，应该肯定是大义之举！因为在生死关头，在儿子和侄子只能活其一的前提下，选择了侄子，这点无论古今，都是值得彪炳史册的，正如“赵氏孤儿”程婴舍子存孤千秋扬名。然而缚子于树能不能做到？以笔者拙见，弃子为真，缚子未必真，在当时兵荒马乱，倘若其子能够跟随而至，那么何必绑缚？
而在《晋书》同文中还有一句话人没注意，那就是“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意思是被强盗抢劫以后，只能步行，邓攸用担子挑着儿子和侄子邓绥，可见两小儿非常幼小，即便是能走也体力很弱，那么又何来的跟随而至？因而前后矛盾。再加上弃子也就罢了，把儿子绑在树上不让其逃命更是令人心碎，试问邓攸于心何忍？！还有前文记述邓攸祖父事迹时，加入了传说占卜，可见此文是经过演绎的历史，因而真实性值得怀疑。
而这些也是后代历史学家们质疑《晋书》有很多不靠谱的史料原因所在，正如鲁迅评价此事：“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