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削弱三衙将领对禁军的掌控力与影响，赵匡胤创造性的制定了更戌法，更戌法实际上是一种军队换防制度。
这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部队换防制度，虽然部队换防在宋之前必定有，但是否形成过制度则很难说。
据说更戌法是赵普的建议，是“兵权三分”的配套制度，但披上了部队换防的外衣，客观上起到了“使兵旅往来于道路，习勤苦，均劳役，兵旅不至于骄惰”的作用。
宋初，为了震慑地方节度使，扩大禁军（中央军）势在必行，等到禁军的规模越来越大（约20万人）的时候，赵匡胤又担心禁军将领谋反，他接受赵普的建议，将一半的禁军留下来驻守京师，另一半派到军事要地、边防重镇。留守部队由三衙管理，而出戌的部队由皇帝临时指定的将领统领，等于将禁军分为了两个部分，内军和外军，而内军和外军又不是恒定的，两者约三年掉换驻防地，内军变外军，外军变内军。这就一方面起到了制衡的作用，内外禁军都不敢轻举妄动；另外，出戌到地方的禁军对地方节度使也能起到制约作用。
出戍军冠以驻泊、屯驻、就粮等名目。通常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戍军，以三年为期轮换。出戍边远条件恶劣地区的军兵，以半年为期轮换。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出戌军和地方势力勾结在一起，或者出戌部队以出戌地为根据地对抗中央。
从更戌法的设定来看，赵匡胤已经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通过制度而不是靠武将们的忠诚度来预防兵变，这是宋吸取了唐到五代十国的教训，实现由乱向治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宋在更戌法的制度设计上显得精细并且相当有技巧，既注重与相关制度的配合衔接，也兼顾多个立法目的之间的实现。这其实很难得，因为中国古代在制度设计上的一向秉持“宜粗不宜细”原则，其思想渊源是儒家的中庸之道，说白了就是和稀泥，给制度执行留有弹性和空间，于是在执行制度的时候就有时候看心情，有时候看关系，有时候看制度，有时候看春秋大义。
在中国古代史中，宋这个朝代的确是一个奇葩的朝代，有一些特别，比如他它重视“法治”而不是“人治”，比如说实行募兵制而不是征兵制，比如说它注重发展经济，不歧视商人。
而宋制度设计的起点就是更戌法，它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赵匡胤也许是通过它敏锐的认识到了与其寄希望与人的自觉，还不如通过制度安排来规避风险建立秩序，从此更为重视制度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更戌法算得上“第一个螃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