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至宋真宗时，社会环境呈现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局面。然而，于此同时，北宋建立以来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酝酿了动摇北宋王朝统治的危机。到了北宋中期，针对封建政权所生的政经危机已经可以预见。
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形势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统治阶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陕南商山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湖南桂阳监的瑶汉人民起义。
“三冗”构成北宋中叶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冗官”“冗兵”“冗费”。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众多，由于“官，职，差遣”的任官制度，有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采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北宋军队数量与年俱增，太祖时仅有禁军19.3万人，太宗时增至35.8万人，真宗时增至43.2人，仁宗时猛增至82.6万人，全国军队包括厢军在内已有125.9万人。北宋军队数量虽多，但由于实行“守内虚外”等政策和“更戍法”，军队得不到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大大削弱。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再加上“澶渊之盟”之后，宋廷每年都要想辽和西夏缴纳大量“岁币”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其中尤以军费支出数额巨大，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末年，朝廷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仁宗皇佑元年收支相抵，已无节余，英宗治平二年，已经是寅吃卯粮，财政赤字达1570余万缗。由此可见，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前者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后者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军器监等。总的来看具有进步的作用。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是对富商和地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盘剥农民的行为进行打击，也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税法和免疫法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生产。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军器监则有利于加强军事力量，巩固边防。
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意义，这主要表现在:(1)变法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2)王安石变法促进了经济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3)王安石能够针对北宋统治错综复杂的积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这种勇于改革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