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凋敝
自万历四十六年明朝与后金开战以来，朝廷便向全国征收了“辽饷”200万两，用以补充与训练辽东边军。第二年又加征了400万两，第三年加征了500万两。
到了崇祯三年，朝廷更是一口气加征了660万白银，砸在了战事连年的辽东战场上。即使如此巨额的财政投入，对战况激烈的前线而言仍嫌不足，边境线上仍有大量的堡垒需要修缮，大批步卒需要配置铁甲钢刀、火枪火炮、粮草马匹，遑论其中还有各级军官上下其手、层层盘剥。
战争有如一个无底洞，持续地从明王朝庞大的身躯上吸血。而自万历四十七年以来，北方各省便陷入连年的自然灾害侵扰之中。仅仅只看崇祯一朝，自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旱灾、洪涝、地震及蝗灾接连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台，连续重创北方各省的经济。崇祯元年，陕西、河北、河南各出现大旱，河北到了崇祯六年更是霜旱蝗三灾齐发，一套夺命三连，致使全省出现大规模饥荒。
而作为中原贵地：河南，它的疫情更为严重，自崇祯元年起，直至崇祯十七年，肆虐中原大地的蝗旱天灾几乎没有中断过，致使“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在更广阔的的范围上，山西、山东、湖广、宁夏诸省皆出现不同程度旱灾，进而引发了经济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米价飞涨，朝廷财政收入减少，不得不加派税赋。在前期已经征收上千万辽饷的基础上继续累加，致使税赋沉重，进而导致大批无法承担繁重税赋的平民大规模地逃亡。在形成严重的流民现象的同时，也使得明朝的税源进一步缩减，形成恶性循环。某种程度上这无异于自毁根基。
现在我们知道，明末北方遭遇的连年灾情实际上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导致，崇祯年间正巧处于第四次寒冷期影响气候的时间段，致使降雨量大幅减少，平均干旱指数居500年首位。在天灾与战乱的双重影响下，崇祯年间明朝的经济状况委实不容乐观。
今时今日，有人谈及明末农民起义的根源，会认为是崇祯下令裁撤驿站，使得一位名为李自成的小驿卒丢了工作，为生计所迫，不得已投入到推翻明朝的起义浪潮中去。看起来，崇祯皇帝想要翻盘，只要不裁撤驿站就好了。可实际上，细看崇祯年间百姓生存状况，纵使没有李自成的横空出世，也会有张自成，刘自成涌现。崇祯朝沸腾的民怨好似一桶火药，只待被人点燃的一刻。
而对于这一点，纵使崇祯皇帝能提前预料，但他既无弥补财政亏空的能力，也无消止天灾的本领，大概也无力改变这一结果了。
废弛的兵备
经济上的溃烂，加之天灾肆虐，致使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此刻我们的崇祯皇帝能依仗的，便是手中的“百万强军”了。而崇祯年间的兵备状况又如何呢？我们不妨从明朝最基础的军事体制，卫所制度说起。
卫所制实为明朝首创，上至京师，下至各州府县，在军事要地设置“卫”，次要地设置“所”。每卫下设五个千户所，每所定员1120人，相当于每卫的总兵员为5600人。
兵员补充来源于专门的军户，军户世代从军，兼顾屯田，以耕养战，在设立之初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朝廷的军费开支。永乐年间，全国共设卫所493个，总兵力达到275万人。
而到了明中叶以后，根据各地卫所上报的定额：
全国兵员在账面上的数字本该为314万人，然而经过实际校核却仅有845000人的实额，兵员缺额比例超过70％。
军户萎缩、兵员不足还不是卫所制面临的最大问题，随着明朝后期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大批军户无田可种，进而纷纷逃亡，加入四处流窜的流民团体。
仅有的军户则成为卫所军官的家丁，替军官耕种土地，所得收益却与明朝财政收入无关。
如此腐化导致的结果便是明朝不得不加征更多军费募集新军，到了崇祯朝，关内农民起义席卷中原，关外后金八旗虎视眈眈，双线开战的情况下，朝廷的军费用度更显得左支右绌，难以为继。
除开兵员的缺失，明军的后勤体系也很成问题：
明朝吸取唐朝藩镇跋扈篡权的教训，在军制建设上极为重视分权制衡。各省统军权由五军都督府分别掌控，又同兵部相互制约；负责日常训练的将领不负责统兵，统兵者另派他人，并以文臣巡抚、总督、科道员监察；大军出征时，由于各军归属卫所不同，所属都督府不同，大军粮草补给皆由兵源所在卫所提供，致使后勤供应效率良莠不齐，难以统一。
难以想象，这样一支兵无实额，将不识兵，后勤紊乱的大军，崇祯皇帝要如何依靠他们对外荡平后金，对内镇压起义。倘若年轻的皇帝想要翻盘，他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以对抗后金骑兵最需要的战马为例，北方马场连年管理混乱，加之地方世家大族的侵占，原本可供应二十万匹军马的北方边镇，到了崇祯年间，竟然连两万匹军马都凑不足。
骑兵的大量缺额造成的后果极为深远：
一方面致使辽东前线无力抗衡后金的骑兵军团。
另一方面，面对关内四处流动作战的闯军，明朝也缺少有力的机动兵力对农民军进行封堵与追剿。
糜烂的战事，更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崇祯朝廷雪上加霜。崇祯皇帝的翻盘之路，又艰难了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