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与中外关系史的领域中，研究成果尤为显著，在我国极具影响力。
而在他独特又深刻的视角中，巴蜀文化也呈现着不同的色彩。由于，他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一开始并不能认清作为巴蜀文化的独有特色，直到与一位游遍中国的美国老师进行交谈后，才逐渐了解到：原来四川人极为独立。巴蜀地区的人们，很有自己的见解，不会轻易地人云亦云，而巴蜀文化也是如此。
纵观全局，中国文化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它的特点是：中心稳定，边缘波动。而巴蜀文化，也同样遵循着这个准则，它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保持着稳定性，但是，也适度的容纳着外来文化。这种特性可以从三星堆到金沙的出土中看得出来，它拥有着自己的区域特色，与中原地区的特点截然不同。
但是，这些文化却又与中原文化有着丝丝入扣的联系。四川的整体地形是盆地，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四川人便时常抬头向上看，尽力地汲取来自四面八方乃至于头顶上传来的信息与文化。因而，巴蜀文化就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与生机。除此之外，巴蜀文化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关于《易经》的传统深厚而浓郁。
宋明理学家程颐，曾说过“易学在蜀”这句话，一直到晚清时期，张之洞来到四川，依然能随处可闻关于易学的谈论。这足以证明，易学早已深深的植根在了巴蜀文化之中。可能是因为四川人过于独立的思考能力，巴蜀地区的经学传统，一直很薄弱，不像中原地区和清朝的江南地区，发展得红红火火。
不过，从儒、道相争等方面来看，巴蜀地区的道家思想影响更加深远，所以，也必然会放弃一些儒家思想。
另外，巴蜀文化还包括文学方面的种种造诣，从古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到宋代的三苏；从现代的巴金到郭沫若，四川的文人们一直着力于创新文学题材与体裁。而且，风格千变万化，风骨各不相同，世人对于他们的评价，更是不得了。
我们可以看到，从早期到现在尽管中间被杀掉了那么多人，但是，最奇特也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天文、易学、中医，还有“文学”，等等。这些巴蜀文化原来的特点，都没有因为明末的杀戮而改变，直到到清朝、近代，仍然是这么一个传统。另一方面，四川地处边远，仿佛在主流之外也是一个持续的认识。
晚清张之洞到四川办尊经书院，就被不少人看作是近代的文翁。其实，中国本是一个诗的国度，在《诗经》时代，似乎是全民皆诗，弦歌之声不绝于耳，更是伴随读书人的行为特征。至少，唐宋时代，我们还是一个轻歌曼舞的民族。当诗文的追求与“斗方名士”挂钩时，传统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
然而，正是这些不专以经史之人，却成为了传统文化最有力的维护者。
实际上，川人对所谓“国学”的看重，在清末民初可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清末有十多个省，办了存古学堂，而有些却在辛亥之前，便被本省的谘议局废止了，其余的也都在民国代清之后，被中央政府明令停办了。唯独四川不仅没有被废止，还想尽办法抵制了教育部的指令，转换各种名目，以“国学”的名义将其保持了下来，直接与今天与四川大学衔接。
而“独特”的代价，在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不入流”，使川人对别人来说，不过是脱口而出的“藐视”，非常敏感。籍贯在浙江的任鸿隽，曾任川大校长，而他的太太陈衡哲是湖南人，不习惯四川的生活，无意中说话伤到了川人，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之后，连川籍留学生李思纯也出来说话，挖苦陈衡哲虽为“洋奴”，却仅得西洋文化之表；甚至，进而攻击自己的老友任鸿隽学问欠高深，不足取信于社会。最后，任先生不得不辞掉了川大校长以息事宁人。这样的激烈反应，多少也带有前述“打老陕”的味道，并揭示出了川人的微妙心态：
“在生怕被人视为‘化外’的表象之下，正隐伏着四川长期被视为边远之地的事实。”
另一方面，巴蜀文化的独特，有时也因为外来文化而保持着更开放的态度。
如清朝旗人驻防全国都市，在南方留下持久影响的以成都为甚。而绝大部分南方人，多喜欢喝绿茶或乌龙茶，只有成都人爱喝花茶，这大概就是受旗人的影响。闲暇是茶文化的基础，也成为了今日成都文化的一个特色。此前的四川文化有此渊源，却不以此著称。
我们看过的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几千年旱涝保收。水稻从插秧到收割，其间，只需少量的劳作，所以，农闲的时间不短。然而，现在成都人讲求安逸，或更多是受清朝旗人的影响。因为，旗人有固定的钱粮，不富裕也不忧温饱，若自己不另求“上进”，可以终日闲暇。
在成都的茶馆里，众生平等，不特别强调茶的品级，一杯茶可以终日，是真正大众消闲的茶文化。或因吸纳了旗人的生活风格，今天的成都，不仅是南方大城市中唯一爱喝花茶的，也是中国所有大城市中保留闲暇最多的一个。
现今，这个人人都急匆匆赶着走路、忙着做事的时代，说不定，这便是中国仅有的一个讲究安逸的大城市了。对于那些要把赖汤圆、龙抄手做成麦当劳式联锁店的市场思维来说，慢慢悠悠恐怕已是落伍的表现，但对于不一定事事模仿的独立思维而言，能在匆忙的时代缓步徐行，或许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