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编定了《春秋》，乱臣贼子非常害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孔子忧虑的根源在于其“名不称”。要“称名”有三种途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孔子感叹自己“道不行矣”，认为自己治世立功的理想和抱负终究没能够得到实现，担心“何以自见于后世”，所以选择了“立言”——作《春秋》。孔子作《春秋》以“称名”，不是单纯文字的记载和流传，而是用历史经验的总结给后人提供现实指导。
“称名”的目的在于“正名”，“正名”则是对“称名”的完成。《春秋》经孔子之手，以完全客观的方式给后人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此意义上，《春秋》能够“绳当世”，其“贬损之义”，被“王者举而开之”，“天下乱臣贼子惧”成为了必然。至此，“正名”得到了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