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法者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以私害法。慎子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商鞅更从治乱两个方面分析了私与法的关系，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不以私害法，则治”。由于法是“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只有认真执法才可以发挥法的公平性价值。中国古代思想家多以度量衡器来比喻法的客观、公正、公平。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又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蜀汉诸葛亮严行法制，但并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如同诸葛亮所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其二，在上位者敬法、尊法、行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当时，太子非议商鞅变法，但因太子是君嗣，遂刑其师傅。结果秦人皆遵守法令不敢违反。“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汉文帝时，一人“犯跸”，文帝欲加以重刑，但廷尉张释之只判处罚金四两。文帝有所责难，张释之对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这一意见使汉文帝折服，由是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与此相反，隋文帝时欲于“六月棒杀人”，这是违反汉以来秋冬行刑的传统法律规定的。因此大理寺少卿赵绰力谏：“季夏之月，天地长成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然而文帝却强辩说：“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此例一开，文帝逐渐走上了“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的毁法之路。既然皇帝以言代法，法外施刑，官吏们也窥察圣意，构煽大狱，陷害无辜。史书曰：“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数”；“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从而埋下了隋二世而亡的危机。
其三，法贵诚信。古人将信与诚联系在一起，所谓“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国家的法律政令重诚信，才具有权威性，所谓“政令信者强”。商鞅变法时主张信赏必罚，他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唐太宗为了惩治官吏假冒资荫，曾欲重惩一假冒资荫的司户参军。大理寺少卿戴胄依法谏阻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他希望太宗能够“忍小忿而存大信”。最后唐太宗终于被说服了，他表示：“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宋代王安石曾经赋诗赞美商鞅信赏必罚：“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其四，治法与治吏相结合。治法指的是制定良法，治吏指的是选任贤吏。治法与治吏并重，就是选任贤吏执行良法，二者缺一不可。唐时，白居易面对中唐以后法纪败坏、奸吏迭出的乱象，发出了“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之慨叹。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没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一大批贤吏严于执法，《贞观律》也很难实施。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中，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单纯任法“未足以治天下”，是“治之弊也”，但只任人而废法，则是“治道之蠹也”。结论就是“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进长者以司刑狱，而使守画一之法”。五四运动时期，我国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很有现实针对性地阐述了法治与人治的统一性，他说：“国之存也，存于法，……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但“若惩人治之弊，而专任法律，与监法治之弊，而纯恃英雄，厥失维均，未易轩轾。”他一方面强调：“溯本穷源，以杀迷信人治之根性，……盖此性不除终难以运用立宪政体于美满之境；”另一方面又阐明了“法律死物也，苟无人以持之，不能以自行”，“故宜取自用其才而能适法之人。”可见，治法为本，治吏为用，本用结合，即法与吏的统一，方能收到良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