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的诗中还充满着一种绝望的、执着地认同死亡的情感，但这种绝望并不显得颓废，而是显得非常壮美，这与他的内心气质和后来的命运是有关的，在《春天，十个海子》中，他写道：“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在光明的景色/嘲笑这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为了什么？//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这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面对大地上自然的海子在春天到来时自动绽放出的生机，面对大自然的杰作，海子感到渺小、迷惘和缄默，并感到了死亡的降临。
“倾心死亡”是海子对艺术和生命的一种终极式的哲学理解，是使他的作品焕发出神性与不朽力量的原因之一。【自杀】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身边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4]。
他的遗书中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1989年3月25日凌晨3点，海子在宿舍里喊了声“我不行了！”。
单元楼里的几个同事赶到他房间查看。敷衍走同事，他写下了“不是遗书的5封遗书”。
几次提到“幻听”、“折磨”、“昏迷”，他写：“从上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为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
然后他和孙某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5]海子失踪了两天，3月26号，政法大学校方打开了海子宿舍的门。房间明亮干净，蓝色窗帘依然微微透光，书架整理过了，7卷本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摆在书桌显眼处，没来得及修改的手稿，都被塑料绳捆成小捆，放在从家乡带来的小木箱里，摆得一丝不苟。
捆扎的塑料绳被仔细编成了麻花辫的样式。5封“遗书”放在抽屉里。
常远急了。
他被要求立刻写出一份交代材料，他也祈盼尽快找到海子，“把这件事情彻底澄清”。
他写：“这些年来，我在与海子的整个交往过程中，关系一直很好，我从未与他吵过一次嘴，也从未与他闹过任何别扭。”
自杀消息传来，常远本打算也去一趟山海关，被同事按住，学校通知他“不许外出，随叫随到”。
4月的精神鉴定会上，常远解释说，也许海子练气功走火入魔，脑子里出现幻象，把这幻象强加到了他的头上；可他也又坚称海子绝对没有精神分裂。
“有一次他大叫屋子里闹鬼了，我和马琛过去一看，一面墙上的唐卡突然飞到了另一面墙上，地上的椅子咔咔抖动。
不是幻象，是我们亲眼看见的。”
海子最终被鉴定为“精神分裂”。海子卧轨自杀，身边有最后一封遗书，他否认了前5封“遗书”，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在后来不断衍生的神话里，海子肠胃里仅有的几瓣橘子成为太阳的象征。
神话里说，橘子在他手上，不偏不倚被火车斩为两半，就像海子的身体一样。
学校接到警方的电话时，已是26日深夜，电报迅速发到安徽：“海子病重，父母双方速来。”
海子的父亲查正全说，这叫“骗”。
在山海关，他们见到的是冰冻过，整理过遗容的儿子。有张追悼会的照片，海子躺在花簇中，穿一身藏蓝色中山装，脸被抹得灰白，头发往后背，神色有一点窘迫。
他以一种全中国的殡仪馆都极为擅长的弱化个性的方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查正全和曹采菊穿着土布棉袄，为防昏倒，被众人架在一旁。他们在北京只呆了4天，走时带着海子斑驳的小皮箱、亮黄色的绒毛小狗、蓝格子床单、行军水壶、绿色挎包……还有2000多册藏书。辗转几次搬家，它们都没有被丢掉。最后一次，海子大弟弟查曙明的儿子、二弟弟查训成的媳妇和三弟弟查舜君，花了两个月为这些书编写序号，再由在文化馆工作的堂姐输入电脑，就像组建一个小型图书馆，四家人里有文化的，都出了力。它们整整齐齐，脊背上粘着小标签，码进“历史的房间”。【自杀原因】众说纷纭根据海子死后一些诗人和作家发表的一些文章看，有人认为海子是死于精神分裂，有人认为他是江郎才尽，有人说海子的死是殉诗，有人说海子的死缘于城市和乡村的矛盾，甚至有人说海子的死是练气功走火入魔，这些说法反映了人们当时对海子之死的关注。海子死后，关于海子诗歌的水平问题，也有过一些大大小小的争论，有人说他的诗是伟大的诗，有人说他的诗思维混乱，语言苍白，不值一读。最近在某期书城杂志上就发表了某人一篇名叫《病句走大运》的文章，称自己是海子的大学同学，然后断章取义地找出若干句子，对海子的诗歌和文字水平提出质疑。朱大可说法在朱大可先生的文章《先知之门》中，他认为海子的死“意味着海子从诗歌艺术向行动艺术的急速飞跃。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从某个角度看，朱大可先生的论文似乎稍显得形而上学了些，但是他的立论和论证是严谨的，所得出的结论也让许多人信服。西川说法另外就是海子生前好友诗人西川的说法。有关海子之死，西川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纪念》，做为海子的朋友，海子死后他又全面编辑过海子的诗歌作品，也许他的一些说法是最为可靠的。另外一点就是，当由于海子的死引发了众多青年诗人的自杀事件（这里面包括另一位北大诗人戈麦和更为有名的顾城）之后，西川又写了《死亡后记》，较为客观地分析了海子自杀的几种原因，并提醒青年诗人不要仿效海子的行动，好好珍惜生命。这也表现了诗人西川的良好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