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这是因乌台诗案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在获释后走出牢狱当天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如果放在此前5个月，让北宋的御史台那些官员获知，肯定又会告苏轼一个对皇帝大不敬的罪名。说实话，要在苏轼这首诗里找茬是很容易的。“少年鸡”指的是唐朝的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别人，自己少年时因斗鸡而获得唐朝天子的宠爱，升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由这一典故，可以指证苏东坡是在暗讽当朝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这就让苏轼百口莫辩了。
北宋一朝，苏轼的名声很响，他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也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苏轼这个人性子直、城府浅，肚子里装不下事儿，一遇到不平，不是谏就是写，得罪的人不少。而苏轼一旦落难，幸灾乐祸的人就开始落井下石了。乌台诗案发生后，在整苏轼的人中，出于嫉妒其才华的不在少数。曾经是苏轼的朋友名叫林希的高官，在起草贬谪苏轼的制词时，极尽诋毁之能事，写完搁笔时却又自我哀叹：“坏了一生名节！”有的人对苏轼蒙冤是心知肚明，可见到这位当朝大文豪被打倒在地，幸灾乐祸的心理也就油然而生，甚至控制不住地往人身上狠踩一脚以满足泄愤的欲望。
乌台诗案缘起于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当年20岁的宋神宗继承皇位后，在王安石的辅佐下大力推行变法改革。但新法有利有弊，而以苏轼等人为首的反对派始终持有不同的声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3月，苏轼被贬调湖州，个中原因主要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走马上任后，苏轼依照惯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在这篇《湖州谢上表》的官样文章里，苏东坡写出了略带牢骚的话语：“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
苏东坡的《湖州谢上表》，后来也是按惯例在朝廷的邸报（相当于内部新闻通报）上发表，供朝庭群臣传阅。让人没想到的
加载中...
内容加载失败，点击此处重试
加载全文
是，这篇文章让苏轼引火烧身。当年6月27日，侍御史知杂事何正臣上奏称，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妄自尊大，大放厥词，愚弄朝廷。7月2日，监察御史舒亶将苏轼在杭州出版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献给神宗皇帝，认为苏轼的诗文处处在讽刺新法，侮辱朝廷甚至神宗本人。同一天，御史中丞李定上奏皇帝，明确指出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