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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近几年来印度最大规模的农民抗议，导火索是印度议会2020年9月通过了三大农业改革法案：《2020年农产品商贸（促进和便利）条例草案》《2020年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赋权和保护）条例草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
政府的初衷是，这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将赋予农民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将成为印度农业经营自由化、市场化的催化剂，对未来的印度农村产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2020年农产品商贸（促进和便利）条例草案》允许农民将农产品出售给全国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之外的粮食贸易商。这些粮食贸易商可以是本邦的，也可以是其他邦的。地方政府不得再对农民的市场行为加以限制。
《2020年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赋权和保护）条例草案》允许农民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签订预售合同，按照事先约定的农产品收购价格进行订单式生产。凭借这些订单合同，农民可以顺利获得银行信贷，加大农业产业的技术投入，从而提高产量和收入。
《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则减少了政府对农村种植的过多干预。
但这三大农业改革法案也对印度原有的农业产业经营体制构成极大冲击。长期以来，为保证农民利益，印度对基本农作物实施最低收购价保护，农民也只能将粮食出售给政府建立的批发商，这一体制已运营多年。尽管印度政府已多次承诺，新的法案和最低收购价将并行实施，农民利益不会受到伤害，但农民并不相信，冲突由此产生。
长期愿景与现实矛盾
从印度农民角度来看，之所以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更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这些年收入增长十分缓慢，低于国家经济整体增长水平。
印度总理莫迪2018年提出，印度农民收入到2022年将实现翻番。但这些年印度农民的年均收入增长连5%都不到，翻番基本无望。《环球》杂志记者此前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农村采访了解到，该村家庭年均收入也就在10万卢比（1卢比约合0.09元人民币）上下。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其农民收入是如此水平，其他地区可以想见。
此次抗议的农民主要来自印度北方邦、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等地，这些邦农业比重大，农民收入更低，对农业经营的原有体制也更为依赖。对这些邦的农民来说，三大法案无疑已触及其基本生存，愤怒之情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