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而这样一个衡量是非曲直的中道的权衡恰恰就是法律，遵从法律便是遵从正义，所以，衡量法律的良恶与否，其标准为是否合乎正义。
因为人们可以遵从良法，亦可以遵从恶法，而遵从恶法不符合正义，也有违法治，遵从良法才符合法治。良法是法治的前提。
同时，他还认为法律的良恶与政体有关，正确的政体制定的法律就是合乎正义的良法，人们应该遵从；蜕变了的政体制订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恶法，恶法非法。这样，良法正是通过正确的政体制订出来，以“使人们能够有最善良的行为和最快乐的生活。”
二、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根本
“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公民、团体、执政人员必须普遍地遵从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统治者也要遵从法律，城邦执政人员必须根据法律正确行使其管理和裁判的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由法律规定，受法律支配。
亚里士多德充分肯定了“法律至上”的重要性，公民恪守法律，法律至上，才能实行法治。以今天而论，要在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法律要有权威，人们才会尊重它；要让法律获得足够的权威，首先是政府要认真严格守法。
如果政府不认真严格守法，百姓就不可能真正尊重法律；绝不能像古代法家那样，让百姓仅仅是因为害怕而尊重法律；其次，任何时候不能把遵守法律作为碍手碍脚的事，法律虽然可以修改，但是决不能因为一事一人而修改，修改之前它理应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威。否则，自由、公正和正义，都将无法获得保障。
三、法治优于人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倡言法治，反对人治，提出了“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著名命题，他主要从这样四个方面论证了法治优于人治的好处：
第一，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人虽然有智慧（理性），但是人也有感情，感情会导致不公正、不平等和腐化。而法治正好可以克服人治的这种缺陷。另外，人治往往使纠纷以服从某个或某些人的方式得到解决，这就未免使平等的公民产生尊严的伤害，而服从法律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法律一视同仁，因为法律是没有人格的。
第二，法律是由许多人制定的，众人作出的判断总比个人可靠。他指出：“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单独一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它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
第三，法律是借助于规范形式来确认的，具有明确性和稳定性，此外，它还具有普遍性，对任何人都适用。
第四，权力制约需要法治。腐败的产生源于缺乏监督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自由人在把城邦之中的某些权力委托给某些人实行时，为着城邦共同的善和幸福就必然要对这种权力进行监督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