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灭商之后，将殷人交给纣王儿子武庚管理，封地在朝歌一带。武庚叛乱后，周公旦东征平定叛乱，为了防止殷人再度发动叛乱，就将一部分殷人遣散到卫国，一部分殷人迁到商汤亳都旧地，都城在如今的商丘睢阳区，由纣王兄弟微子启在此建立宋国，以延续殷商宗庙。
那么，微子启建立的宋国，为何取名为“宋”，是由地名而来，还是其他原因？甲骨文改写了认知，“宋”之称呼的背后还隐藏着商人起源史。
关于国号“宋”的起源，古今学者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宋”即“商”，“商”即“宋”。
《国语·吴语》记载：“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北上争霸，通于商鲁之间，其中“商”无疑是指“宋”。
《列子·仲尼》记载：“商太宰见孔子。”孔子是春秋晚期之人，所谓“商太宰”即“宋太宰”。
近代学者陈槃指出：“宋之称商，旧籍习见。《毛诗·商颂》即宋颂。《正义》商为宋也。”
其实，古代“商”与“宋”同音，因为“宋”字下部的“木”，古有“桑”音，而“桑”与“商”同音，因此“宋”又被人称作“商”。类似的情况还有“殷”与“卫”，两个字也是一声之转。
由此可见，殷商遗民被安置的地方，分别称之为“卫国”与“宋国”，并非源于古老相传的地名，而是与“殷”、“商”的称呼有关。那么，是周人出于淡化殷商的意识，有意选择一个同音字“宋”替代“商”，还是商朝时“宋”“商”已经互通？
根据甲骨文记载，武丁分封了156个“诸子”，由于商王姓子，因此应该是156个商朝宗室，其中他将一个亲子封在了宋地，即卜辞说“子宋于宋”，此外还有“乙巳卜，王囗子宋”、“贞：王自宋入”、“辛酉，王不自宋入”等记载。
《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囯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这就与甲骨文可以互相印证了，商朝分出的“宋姓”，不是源于微子启的宋国，而是早在商代就出现了，因此宋姓历史悠久，距今至少3200余年。
因此，无论是宋国还是宋姓，商代时都已经全部出现，周代宋国属于旧国重封。但问题在于，甲骨文中的宋国，与微子启（下图，画像）的宋国，两者是在同一个地方吗？
甲骨文卜辞中记载：“已卯卜，王贞：鼓其取宋伯歪，鼓祸，囗朕事，宋伯歪从鼓。二月”，以及“癸酉卜，惟麂即鼓令取宋伯歪，二旬癸卯”。显然，鼓国与宋国相邻，或者说两国相距不远，否则两国不太可能如此频繁地交流。
据考证，鼓国在如今河北晋州市鼓城村一带。而在鼓国相邻区域，考古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即在石家庄赵县的宋城村与宋村之间，考古发现具有商周文化特征的“宋子城遗址”，出土了不少商代文物。因此，通过甲骨文记载、考古发现、以及“鼓城村、宋城村、宋村”的地望来看，商代宋国应在如今石家庄的赵县一带。
如果在商代时，“商”与“宋”已经互通，那么武丁封“子宋于宋”，即为“子宋于商”。那么，石家庄赵县极有可能是商人重要的祖地。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考古发现说明，河北石家庄应该就是商人的起源地之一。
关于河北石家庄的先商遗址，目前发现的主要有两处，即平山西门外遗址与鹿泉北胡庄先商遗址，距今时间都超过3600年。其中，西门外遗址面积高达6万平方米，是滹沱河流域商代遗址的典型代表；北胡庄先商遗址已探明的部分高达15万平方米，出土了大量墓葬、房屋等，如今还在考古挖掘中。
赵县、平山、鹿泉，都是石家庄下辖区县，三者相距不远。显然，武丁封“子宋于宋”中的“宋”字与商人祖地有关，也即商代时“商”与“宋”应该已经可以互通，可能是为了祖地“商”与国号“商”不发生表达混乱，因而以同音字“宋”来代表商人祖地。
不过，笔者认为商人更早的起源之地，可能在更远的北方，比如燕山地区或幽州地区，因为商人崇拜的玄鸟，而无论“幽”字（幺是玄鸟之子）还是“燕”字都与鸟有关。
根据中国气候变化史研究，距今5000年前以来，中国气候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商人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逐步南下，或许是从燕山到石家庄，再到河南地区。因此，石家庄赵县可能只是商人南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停留点。
可见，商朝时期“商”与“宋”应该已经互通，周人灭商之后，自然不会允许“商国”再次出现，于是微子启采用了早已存在、且表示商人祖地的“宋”，由此代表延续殷商宗祠。
不过，通过对商人起源的追溯，可以看到宋国都城所在的商丘，应该不是商人起源的祖地。周人将微子启封于此地，根本原因在于防范商人再度叛乱。如果将微子启封在商人祖地赵县，那么宋国殷商遗民就与卫国的较为接近，容易串联，且当地属于商人祖地拥有广泛的支持，当地又缺乏周人势力，宋国很可能会再次造反；而将微子启封在商丘地区，周围几乎都是姬姓诸侯，这就断绝了宋国叛乱做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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