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的历史上，博古作为早期领导人之一，其事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博古的弟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博古原名秦邦宪，他的弟弟名叫秦邦礼，在顾顺章叛变后，秦邦礼一举扛起了我党地下交通的重任，以中央的两根金条作为启动资金，建起了声振神州大地的华润公司，而秦邦礼也有句名言，就是：革命需要什么，就经营什么。
当年毛主席了解到秦邦礼的情况后，也忍不住感慨道，“秦邦礼的功绩早晚有一天会让大家知晓，但现在只能埋在我们心里”。
秦邦礼作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一生立功无数，我们今天就说其中的两件。
秦邦礼1908年8月出生于江苏无锡，在家中排行老二，哥哥秦邦宪比他大一岁，他还有一个小妹妹，原本秦家在当地还是一家名门大户，不愁吃穿，但是随着秦邦礼的父亲去世之后，这一家的日子就开始变得艰难起来了，直接的经济来源断了，他们只好卖掉老宅，租房子住，靠着自家田地和遗留的存款勉强度日。
秦邦礼虽然不是家中长子，但是一向非常懂事，所以主动承担了养家糊口的重任，为了让哥哥和妹妹都能继续念书，14岁的秦邦礼放弃学业，到无锡的一家钱庄当学徒。
正是这家钱庄让秦邦礼认识到了不少革命人物，同时，通过钱庄职工会，秦邦礼又认识了很多商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从商经营的珍贵技能。
由于提早进入社会，秦邦礼早就目睹了帝国主义对老百姓的摧残，于是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秦邦礼参加了秋收起义。
这场起义当时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很多革命群众都被大肆屠杀，秦邦礼也被迫离开无锡前往上海避难，在上海，秦邦礼得到了亲戚的照顾，在一家小店当店员，虽然他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聪颖好学，很快就掌握了主要业务，这也为他日后发展红色实业经济埋下了伏笔。
在经营生意的同时，秦邦礼也在秘密地进行地下交通工作。
1931年4月和6月，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叛变，导致我党在上海、南京的情报网完全暴露，中央特科领导人周恩来被迫撤离上海，将重任交给了陈云。
这个时候，上海可以为我党提供掩护的联络点已经全都不能用了，必须要找新的联络点，而这个所谓的联络点，大部分都是街头的小商铺、小店面，一来，它每天接触的人很多，不会引起怀疑，所以就用做买卖的方式来掩护特科人员的接头，二来，它可以经营一些生意，为上海地下组织提供生活和后勤保障。
除了联络点要启用新的，地下人员也需要新的，因为中央特科的处境已经极其危险，不能冒险再用已经暴露的人员。
这个时候，博古就把弟弟秦邦礼介绍给了陈云。陈云对秦邦礼进行了细心的考察，发现他无论在人品还是在经商能力上都非常优秀，而且对党忠诚，是个不错的人选，当下决定就由秦邦礼来当交通员，和陈云单线联系，陈云也决定好好培养他。
在为党工作期间，秦邦礼出色的完成了很多次任务，其中有一次最为人称赞的，当属是将我党在上海的一批重要领导人安全的送到了中央苏区。
据资料记载，经由秦邦礼的联络点进入苏区的党员干部达200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经秦邦礼亲自护送而到苏区的，比如刘少奇、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等等。
而护送李德的过程则更是惊险刺激，完全显现了秦邦礼的智慧，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还是一位德国人，外貌特征与中国人格格不入，很引人注意，在路上免不了不停地被盘查，但是在秦邦礼的设计下，李德一会是游客，一会又扮成考古学家，最后又化装成传教士的模样，穿一袭黑长袍，胸前佩戴十字架，谁也没怀疑，就这样，秦邦礼巧妙地躲开盘查，成功护送李德到达中央苏区。
除了护送任务，秦邦礼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以做生意的名义向中央苏区输送各种物资和紧缺商品。
当时陈云为了保证秦邦礼的安全，从来不轻易向任何人提起，只有自己单线联系，甚至是领导人周恩来，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人。但周恩来特别嘱咐过陈云，让陈云保护好“中央的这枚红色棋子”。
一天，陈云约见秦邦礼，送了他一份“大礼”，两根金条。陈云告诉秦邦礼，他的任务就是以两根金条为资金，建立新的秘密交通站，并筹集经费。
经商对于秦邦礼来说并不是难事，多年的从商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他马上就用这两根金条在上海开了一家米店，主要就是将无锡的大米运到上海出售，这是新特科的第一家店，而由于秦邦礼经营有方，米店很快就开始盈利了。
在米店的经营逐步稳定之后，秦邦礼又办了一家家具店，主要是为党组织开会打掩护。
这里的家具都是经过特别制造的，可以把重要文件放在秘密夹层之中。有一次国民党来突击搜查时，就把文件藏在夹层里，再把准备好的麻将拿出来，做出一副正在打麻将的样子躲过了搜查。
富有商业头脑的秦邦礼，之后采用了滚动发展的办法，先后开设了糖坊、南货店和文具烟纸店，在1931年冬天，秦邦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决定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要任务就是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以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为了隐蔽而妥善的完成这项工作，办事处决定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由这家公司开办银行账户、办理仓储和运输业务。
于是在1938年的夏秋之交，“联和行”在香港开业了，老板正是秦邦礼，他化名杨廉安，开始了在香港的隐蔽经商。
联和行对外的公开业务是经营南北杂货，实质上是秘密采购陕甘宁边区急缺的物资。比如医疗设备、X光机、鞋袜军毯，甚至是运输车、发电机，党需要什么，秦邦礼就经营什么。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内战，秦邦礼将“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开始积极接触海外市场，开拓远洋生意，并与港英当局、怡和洋行、上海纱厂等建立了融洽关系，不断拓宽渠道，让公司规模不断壮大，名声飞扬海内外。
为了表达对党的这份赤诚之心，1948年，秦邦礼将联和进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华”意为中华，“润”则是出自毛主席的字“润之”。
同年12月，华润公司正式挂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
中央还决定将党在香港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此后又相继把党在香港的几家贸易机构全部归于华润旗下。
1950年，中央决定把香港的中央、华东、华南3个系统16个单位全部合并入华润，成立香港贸易委员会，秦邦礼任主任，兼任华润公司董事长。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华润是“并购之王”，它深入老百姓的生活，几乎是无处不在。我们吃的是华润五丰的粮米油盐、华润三九的药，喝的是华润的雪花啤酒、怡宝矿泉水、咖啡，穿的可能是华润代工的国际大牌，用的是华润电力的电源、燃气，甚至工作的地方都是华润大厦。如果说韩国人的一生离不开三星，那么中国人的一生就离不开华润。
如今，这家在战火中肩负特殊使命的企业，已经发展成了万亿央企，2019年，华润集团营业额达6546亿元人民币，集团总资产16180亿元。在2020年《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排名中，华润集团位列第79位。
当时在秦邦礼的经营下，华润一直有一个公司铁则，那就是“家里给我们什么指示，叫我们买什么东西，我们就一定要买到，而且一定要把它运回去。”
“只要国家需要，华润可以是任何样子。”就是这样简单而坚定的一句话，却不得不令我们动容。
从当初那家小小的商行，到如今的世界巨头，正是像秦邦礼这样逆水行舟的英雄人物，才能让中华民族得以迅速崛起、发展，这段历史，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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