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书信、日记、谈话及其他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他的老师交往痕迹。在这些老师中，有四位堪称是鲁迅最崇敬的恩师，他们是寿镜吾、俞明震、藤野严九郎、章太炎。
鲁迅
教之以读书之乐的寿镜吾
寿镜吾（1849-1929）是鲁迅少年时代的私塾先生。鲁迅12岁进三味书屋读书，在寿镜吾身边度过了大约四年光景。
寿镜吾
三味书屋是寿镜吾的祖宅，位于绍兴东昌坊口，建于清代嘉庆年间，与鲁迅故居新台门仅一河之隔，相距不过百十步远。周、寿两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彼此关系比较密切。如鲁迅在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所说，寿镜吾是城里有名的宿儒，是“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寿镜吾是一位爱国的旧知识分子，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极为愤慨，对洋货深恶痛绝，一生不沾。有一年冬天，他的孙子从外地回家过年，要给他照相，他认为那玩意儿是舶来品，坚决不肯照相。当孙子端起相机准备拍照时，他拄起拐杖就跑。而今绍兴鲁迅博物馆挂着的那帧寿镜吾的放大照片，就是他孙子这回偷拍的。相片上的寿镜吾身穿半旧的大棉袍，头戴瓜皮帽，手拄一人多高的拐杖，低着头在蹒跚行走。
寿镜吾的思想比较进步，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反对八股文，在课堂上从不讲授八股文，他教鲁迅的是经史纲要、唐宋诗词、古代散文等。对这些正课，鲁迅虽然不是很喜欢，但也从不耽课。寿镜吾有时也抄一些汉魏六朝文学作品给学生读，对这些，鲁迅非常爱读，并从中获得了不少乐趣。
鲁迅对寿镜吾十分敬重，上课用心听讲，课后虚心向先生请教。有一次，鲁迅因事迟到，先生批评了他，他诚恳地接受批评，在课桌上刻了个“早”字来督促自己。鲁迅去日本留学后，还经常给寿先生写信请安，归国后又多次到三味书屋看望寿老先生。
导之以求知之新的俞明震
俞明震
俞明震（1860-1918）号恪士，是鲁迅在江南陆师学堂的总办（校长）。1860年，俞明震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翰林家庭，1890年中举，获光绪庚寅恩科第三甲六十二名。1894年奉调赴台湾，次年被委任全台管处，后为布政使。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霸占，他被台湾人推举为台湾副总统，事败后回到国内，隐居于江南水乡。1900年出任陆师学堂总办。当时，正值资产阶级改良派推行变法维新活动。在这一新的变法潮流中，俞明震竭力拥护新政，主张变法。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回忆俞明震时写道：“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时务报》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梁启超主办的宣传变法运动的总喉舌，俞明震手不离《时务报》，说明他是站在维新派一边的。他出的汉文题目《华盛顿论》也出自《时务报》第一期译载的《华盛顿传》。在他主持的学堂开设了格致（物理学）、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等新学科，具有浓厚的“看新书的风气”，学堂设立了阅报处，每天为师生提供《时务报》《译学汇编》等传播新知的报刊。鲁迅后来回忆道：“在这个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
在俞明震开辟的新学园地，鲁迅读了大量的新书报，卢梭、孟德斯鸠、严复等中外名家的著作，以及生理学的书籍，他都一一阅读。到1902年1月，他从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毕业，已是一名激情满怀，奋起图存，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战士了。不久，鲁迅被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
俞明震很欣赏鲁迅的才华，对鲁迅很器重，鲁迅赴日本留学时，俞明震亲自陪送他到日本。而鲁迅对俞明震也是很理解的，始终抱有好感和敬意，从未断过与俞明震的往来。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俞明震也在北京，他常常抽空去看望俞先生。在鲁迅日记中，每提到俞明震先生，他总以“俞师”或“俞恪士师”相称。1918年11月22日，俞明震在杭州西湖病逝，鲁迅得知后，特从北京寄去祭幛以示哀悼。
在鲁迅著作中谈及俞明震的文字不是很多，别人对他的回忆文字也少见，但他对鲁迅早期进步 世界观的形成确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在陆师学堂开辟的新学环境，对鲁迅思想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超过了寿镜吾、藤野和章太炎。
求之以科学之严的藤野严九郎
藤野严九郎（1874-1945），即中学课本中的鲁迅作品《藤野先生》的主人公。他是日本福井县人，鲁迅留学日本仙台医专时的解剖学骨科教授。
藤野严九郎
藤野先生是一位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老师，冬天常穿一件旧外套，有时忘记带领结，一副寒颤颤地样子，有一回在火车上被列车员当成了扒手，提醒旅客小心些。他面容黑瘦，蓄着八字须，戴着眼镜，讲课时操着念古文似的抑扬顿挫的音调，往往惹得有些同学笑出声来。然而，在鲁迅心目中，这位老师毫无民族偏见，真心希望通过鲁迅把新的医学传播到中国去。
藤野先生治学严谨，对科学有着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教学之余，他整日埋在人骨堆里搞研究。为了讲好解剖学，他对它的发展历史都有过较深入的研究。为了弄清中国女人裹脚对足骨的影响，他不耻下问，虚心向鲁迅请教中国女人是怎样裹脚的，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当鲁迅将情况告诉他后，他还感叹地说：“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藤野先生师德高尚，诲人不倦，他发现鲁迅刚入学时日语不够熟练，影响了听课效果，就利用课余时间帮助鲁迅补习日语。那时仙台医专没有正式教科书，因此，记好笔记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环。藤野先生每周都详细批改鲁迅的笔记，连一条血管移动了一点位置都给改正过来，对其中细小的语法错误也一一订正。
藤野先生重视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一次测验骨骼系统时，他拿出一些人骨，问这是左手骨还是右手骨，其实那是脚胫骨。
在藤野先生的耐心教导下，鲁迅第一学期在142名同学中考了第68名，而其中留级生就有30人。有些日本学生怀疑藤野先生向鲁迅泄露了试题，便找借口检查鲁迅的讲义。学生会干事向藤野先生了解情况。藤野先生回答说：“是吗？谢谢，没有那样的事情。”
尽管藤野先生对鲁迅十分关心，但是，仙台医专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的侮辱和挑衅，以及他们所放映的影片中不少中国人的麻木不仁，促使鲁迅决计弃医从文，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当鲁迅把这个决定告诉藤野先生时，先生感到很难过，心里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在鲁迅来向他辞行的时候，藤野先生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鲁迅，并在背面郑重地写了“惜别”两个字。鲁迅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回国后把它挂在北京寓所的东壁上以激励自己。后来，他专门撰文纪念藤野先生，称他是“最使我感激，使我鼓励”的一位老师。日本为出版鲁迅选集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将《藤野先生》一文选到集子中去。
范之以革命之行的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我国近代著名学者、资产阶级革命家。
章太炎
1906年，刚刚出狱的章太炎来到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号召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鲁迅仰慕章太炎的战斗精神，对章太炎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皇尊孔的战斗文章倍感兴趣，多方搜集，认真阅读，并主动投入《民报》阵营，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在从事革命活动之余，章太炎还应鲁迅等留日中国学生的邀请，为青年开讲国学。他在自己的寓所《民报》社开了一个小班，每逢星期日授课。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太炎先生坐在正面，鲁迅等八位学生三面围坐。后来，《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章太炎便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鲁迅就这样成了章太炎的门下弟子。
章太炎给鲁迅等人开讲的主要是《说文解字》《尔雅义疏》等文字音韵学，以及训诂考据、诸子百家和古代历史等学科。章先生教学极其认真，那时，他经济拮据，每天仅素食两顿，甚至挨饿，但讲起课来却精神饱满，精力充沛，逐字解释，滔滔不绝，连续讲一个上午都不要休息。章太炎性子暴躁是出了名的，但对学生却态度和蔼，随便说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小胡须，笑嘻嘻地讲书，特别是那些借训诂挖苦孔老二的妙语，常常引起满堂笑声。他讲究启发式教学，时常提一些问题让学生回答，即使答错了也不要紧。有一次他问道：“文学的定义是什么？”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文学所以增人感，学说所以启人思。”章太炎听后，略一沉思说：“这样的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接着，耐心地指出了“不当”之处。
对当时站在革命最前列的章太炎，鲁迅是很尊敬的。但他之所以尊敬章太炎，首先并不是因为他有学问，而是因为他具有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和敢怒敢恨的斗争勇气。章太炎一边向鲁迅等人讲授优秀的民族遗产，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一边利用讲坛直接宣传革命思想。他打比方说，民族主义像是田里的庄稼，而历史知识就是灌溉庄稼的水，要使人们头脑里民族主义思想永不枯竭，就得经常向人们的头脑里灌输历史知识。他向进步青年浇灌的民族主义之水，对青年一代影响很大。二十多年后鲁迅回忆说，他们那时去听课，“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
章太炎的革命精神深深影响了鲁迅的言行。鲁迅对章太炎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从日本归国后的30年里，尽管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但鲁迅始终怀念这位引导自己革命的恩师，他的日记中多次出现“章师”的记载。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囚禁于北京，鲁迅经常冒着危险前去探视慰问。章太炎逝世后，鲁迅在病榻上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纪念文章，它们表达了鲁迅对章太炎的深深敬意，不仅是对章太炎盖棺论定的力作，也是鲁迅先生一生的绝笔。（陈扬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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