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美国知名体育公司安德玛（Under Armour）注意到，社交媒体上有不少人提醒他们查看一则来自中国的新闻：
一家名为Uncle Martian（意译“火星叔叔”）的中国运动品牌在福建省大张旗鼓地举行了自己的品牌发布会，不仅它的中文音译“安可玛汀”神似“安德玛”，两个“U”组合的商标也颇为惹眼。
在2010年就登陆中国的安德玛，如今成长为仅次于耐克的美国第二大运动装备制造商，旗下拥有斯蒂芬·库里这样世界级巨星充当代言人，到2015年底在中国已有75家实体店。
国际知名品牌在中国都躲不开被“山寨”的命运，横空出世的安可玛汀从名称、商标等角度高仿程度之深——甚至球鞋样品外貌只是换了个Logo——安德玛坐不住了。
6月安德玛对安可玛汀提出侵权诉讼，要求对方赔偿1500万美元——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直到今年8月，也就是3天前，福建高等法院才宣判，安可玛汀构成盗用商标的行为。
国产“山寨”——打不死的“小强”
坐实“山寨”罪名的安可玛汀，并没有就此消失。
消失的只是“安可玛汀”这个名字，还有被稻穗环绕的安德玛商标——“主标为UN的组合，H也代表高度，麦穗代表生活、质朴、荣誉、丰收。”
安可玛汀总经理黄灿龙曾经这样解释Logo包含的美好意义，并矢口否认和安德玛有任何关系。但去年《南方都市报》查阅香港公司注册处综合信息系统（ICRIS）发现，在香港一家名为“安德瑪（中国）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董事同样名为“黄灿龙”。
同样巧合的是，在安可玛汀的发布会上，黄灿龙透露的旗下另一个“N品牌”，还牵扯到一家“纽巴伦（中国）有限公司”，似乎又是国际知名运动品牌New Balance（新百伦）的仿制品——2014年二者的宣传海报也是同一个主题。
安可玛汀的分身太多，它的真身到底是什么？一个山寨运动品牌的背后必然是一家成功的企业，因为它需要一套成熟的生产链作为支撑——推动安可玛汀走向“国际化”的是“福建廷飞龙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廷飞龙体育用品公司创立于1991年，早年主营女士网球鞋、滑板鞋、跑步鞋等，雇员人数达到800人之众。在这家公司2009年更新的线上产品信息中，可以看出其生产的球鞋并没有统一的标识。
直到2015年，廷飞龙体育用品公司认为和“国际接轨”的时机成熟，举办“安可玛汀品牌大中华区启动发布会”，还有疑似安可玛汀的“官方账号”发布消息——他们签约塞思·库里为代言人——时任国王控卫的塞思仅仅是领着盒饭钱的NBA替补球员，斯蒂芬·库里弟弟的身份让流言伴随着安德玛品牌发酵。
没多久，安可玛汀真正的“官方账号”辟谣（用病句）写道：“如果库里他老弟代言，岂不是要被吊打？”实际上安可玛汀从未有通过认证的“官方账号”，而且在意识到注定败诉于2005年在中国抢先注册成功的“安德玛”之前，安可玛汀的微博账号已改头换面——“奥瑟士。”
无法变更的个性域名“unclemartian”出卖了安可玛汀的黑历史，但“奥瑟士”对自己的新身份重新定义道：“AISASSA源于世界五大运动品牌之一……被誉为跑鞋之王！”
这家“山寨”过新百伦、安德玛的“变色龙”公司，被堂堂正正在法庭上扳倒后，立刻傍上了日本知名体育品牌“亚瑟士（ASICS）”，甚至一眨眼发展出了实体店。
Asics是鬼冢八喜郎创立的跑鞋品牌，取自拉丁谚语“好头脑寓于好身体（Anima Sana in Corpore Sano）”首字母，而“AISASSA”甚至无法给出能敷衍过去的释义。
不必复制技术、理念、质量的山寨品牌，需要改变的从来只是名称和Logo——也就是说，不必耗费任何成本的妥协之后，绕几个圈子又能再次占据货架。
“山寨”战争的胜与负
根基不稳的山寨品牌能像蒲公英一样四处扎根，而蓬勃发展的运动品牌，借助法律“擦边球”能和“正品”抗衡。
和“福建廷飞龙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一样具有本土气息的名字是“福建省晋江陈埭溪边日用品二厂”——这样的地址很难令人联想到“乔丹体育”。
2000年的一次“变身”，乔丹体育公司一口气注册了“乔丹”、“QIAODAN”、“侨丹”、“桥丹”、“乔丹王”、乔丹的肢体动作、甚至乔丹两个儿子的名字——心思缜密、计划周详，这也是百战不殆的“篮球之神”和一家中国山寨企业苦战不下的原因。
2012年3月，乔丹体育发展到计划在A股上市，这时迈克尔·乔丹以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其姓名权为由起诉，向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撤销乔丹体育的78个相关注册商标。
这场官司一打就是4年，去年年底，经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北京市第一中院、北京市高院三次审理，撤销了乔丹体育再审申请中的3件商标——这不仅和乔丹本人的预料大相径庭，而且微不足道的损失几乎没有动摇乔丹体育的商标根基。
就在从未服输的乔老爷子思考如何再次对敌时，今年7月，一直处于被告方的乔丹体育主动宣战——
中国乔丹将迈克尔·乔丹诉至法院，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权费用11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抢注商标，合理利用法律规则，在业界影响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大多数“山寨”产品用其寻找成功之道，这也是他们的生存之本。已经是全运会合作伙伴的中国乔丹还不算最典型的例子，有“美国总统御用跑鞋”之称的NEW BALANCE，在2007年11月开始使用中文译名“新百伦”商标，然而这个商标在2006年已经被一位叫周乐伦的自然人注册。
随后默默无名的周乐伦以侵害个人商标注册专用权起诉，原审法院判定新百伦公司向周乐伦赔偿的数额高达其获利总额的1/2（9800万元）。这个事件的结果是，一方面享有盛誉的新百伦公司获利并非全部来自对“新百伦”商标的侵犯，因此赔偿额度大幅降低；其次新百伦公司在该商标已被注册的情况下依旧使用，无视他人权利，最终付出500万元的代价。
NEW BALANCE在坊间更知名的商标变为“纽巴伦”，而他们在使用“新百伦”之前已经对注册商标进行过调研——不尊重规则，碰上擅长动用法律武器维权的“山寨”品牌，再强大的企业也熬不过这场战争。
国产山寨品牌为何如此强大
说到山寨球鞋的起源，自然不能忽视曾经被称为“山寨王”的阿迪王。2008年，阿迪王（Adivon）被其本尊阿迪达斯（Adidas）告上法庭；在长达5年的审判过程中，阿迪王借着官司的东风营销造势，亮相奥运会，大张旗鼓跑上NBA舞台，虽然阿迪王“山寨”的标签无法摘除，但它凭借相对低廉的价格和品牌热度在二线以下城市迅速占领了市场。
直到2013年，赚得金盆满钵的阿迪王最终和阿迪达斯达成和解，将掰成三角形的Logo无偿转让给阿迪达斯，“阿迪王”三个字也成为了历史——但是“山寨王”的起源地——福建泉州、晋江一带，依旧源源不断制造着“山寨的传说”。
除了利用法律规则打“擦边球”、行业生产链成熟，近年来市场需求和国人生活、消费水平的提升是帮助“山寨”运动鞋衍生的重要因素。据《海峡时报》统计，2015年中国境内共举办了134场民间马拉松赛事，比前一年增长了160%。
同时，各地政府也不断鼓励人民调整消费结构，提倡全民运动、转型健康的生活方式，到2025年，预计超过90万所运动场馆在中国落成。正因如此，安德玛这样的海外品牌到2018年便能占据中国市场25%的份额——这一数据是基于安德玛去年在香港店铺的销售业绩达到了800万美元。
类似安踏这样势如破竹般崛起的民族品牌，势必也要瓜分一部分市场——实际上，成功的民族品牌也招惹来不少山寨品——光是安踏，就衍伸出康踏、贝踏、锐踏、耐踏等其他名字相似的品牌。
但这不妨碍安踏、特步、361度在2015年共享34%到56%的市场份额——好消息是运动装备市场将朝着更加积极的趋势发展——据欧睿信息咨询公司计算，2020年中国运动装备市场将达到2808亿人民币，而同期奢侈品市场只有1924亿美元。
在品牌认知尚不明晰的庞大的一线城市之外，山寨品牌像细菌般滋生和蔓延。凭借以假乱真的高仿名称和外貌、低劣材质掩盖下更诱人的价格，“山寨”产品总能打出高难度的法律“擦边球”，并在终端市场不断盈利。
然而大众对待山寨产品的态度，说到底是和消费者选择互相影响的结果。当消费者对“创新”、“知识产权”等属性的价值更加认可，民族品牌才迎来真正的春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