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
上世纪七十年代能参加点校“二十四史”，是历史给我的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跟随张政烺先生点校《金史》，又是我个人的极大幸运，正是张先生的指点，使我走进了研讨宋、金文献的大门。
张政烺先生是山东荣城县人，人高马大，标准的“山东大汉”。开始他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一接触就会发现，先生满面春风、满怀热情，让人顿感亲切有加。我当时对先生坦言，我虽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但先是留校“闹革命”一年，接着又从中华书局到山东胶县的解放军沽河农场锻炼一年。回京之后，没有停脚，又去湖北咸宁向阳湖的“五七干校”战天斗地，从毕业到现在，五六年来，业务书是一页也没翻过。对“二十四史”，上学时读过《史记》，翻阅过《汉书》等前四史，至于《金史》，只知其名，一个字也未读过。张先生听了我这番话，微笑着对我说，读《金史》不难、不难。接着他又说，它的人名、地名有点乱，读的时候要留点心。这样，在张先生的鼓励之下，我便笨鸭子上架了。
当时，张先生正参照清人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对读《金史》，并在有问题的地方贴上条子，以便下一步写校勘记时参考。因此，他对我说，你也去图书馆找一部《金史详校》吧，咱俩分别来贴条子。张先生总是戏称这些条子为“胡子”，他说：“我贴我的胡子，老崔贴老崔的胡子。”虽然如此，我常常少不了要麻烦先生。有一次，我看了有关高琪的资料，可是再找这个人的传，却找不见了。我便去问张先生。张先生习惯性拍拍脑袋，笑着对我说，这个人姓术虎，叫术虎高琪，有时也写成高乞，读《金史》的麻烦就在这里。我恍然大悟，立马在卷一百零六找到了他的传。这类事极多，不胜枚举。
《金史》点校本
我们把条子贴光之后，开始甄选这些条子，撕下来，写成校勘记。张先生戏称撕条子叫“拔胡子”。他说：“我拔我的胡子，老崔拔老崔的胡子，写校勘记后，再由我归总。”我们是遵照白寿彝先生提出的“三负责精神”进行工作的。这里需要插一句，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批示，点校“二十四史”这一工作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但因顾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天天到书局来上班，所以，日常工作便委托白寿彝先生代为负责。我们当时按四库馆的惯例，亦戏称白先生为“副总裁”。他屡次强调：一、我们整理古籍，首先要对古人负责，对流传下来的古籍负责，前人正确的东西，不要到我们手里反而搞错了；二、我们整理是古籍是为今人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正确的东西奉献给读者，一定要对当今的读者负责；三、同时，古籍是要流传下去的，我们整理的书，不仅要使当代读者看得明白，而且，也应使后来的读者看得明白，尤其是校勘记，决不能写得含混，而应该清楚明白，删几个字一定要交待清楚是哪几个字，补几个字也如是，决不可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定。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三负责”的原则来确立和写出校勘记的，对我们搞不清楚的问题，我们一般便尊重古人，不再添乱。如卷二十四《地理志》，我写了条校勘记如下：
节镇三十六防御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县六百三十二，按“节镇三十六”，本书卷五十一《选举志》“节镇学三十九”，与《大金国志》卷三十八所载节镇数同。“防御郡二十二”，本书卷五十一《选举志》“防御州学二十一”，与《大金国志》卷三十八所载防御州数同。“刺史郡七十三”，《大金国志》卷三十八作“七十五”。凡此不同，皆因所据行政区划年限不同所致，仅志于此，不复改动。
张先生看了这条校勘记后，写道：
防刺州县的数目问题，像卢沟桥的石狮子一样，永远弄不清。我的意思是不管？
张政烺对卷二十四《地理志》校勘记的批注（本文作者提供复印件）
他在“不管”后面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表示与我商榷之意，最后我们达成一致，他便在这条校勘记上批了“不管了”三字。因为资料缺乏，我们根本“管”不清楚。
对我所写的校勘记，但凡可取的，张先生必批“好”字以示鼓励，如卷八《世宗纪》，我写有这么一条校勘记：
上顾谓宰臣曰京尝图逆今不除之恐为后患又曰天下大器归于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务修德余何足虑。按本书卷七十四《宗望传》附《京传》，以“京图逆，今不除之恐为后患”为宰臣之言。因宰臣有这个话，所以才有“但务修德”的说法。钱氏《考异》曾指出这一点。本卷都作为世宗的话，似存伪误。
张政烺对卷八《世宗纪》校勘记的批注（本文作者提供复印件）
张先生除了批个“好”字之外，还写了“已改抄”三个字。张先生改的校勘记在点校本第一册的176页，为卷七《世宗纪》的第二条校勘记：
上顾谓宰臣曰京尝图逆今不除之恐为后患。按此句与下文世宗“但务修德”句相矛盾。全书卷七四《宗望附京传》记此事作“上问皇太子，赵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谋不轨，朕特免死，今复当缘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图逆，今不除之恐为后患。’”则此句实为宰臣语。“曰”下当有脱文。
两相对比，就会看得很清楚，“‘曰’下当有脱文”虽只有六个字，却是画龙点睛之笔，它指出了此处问题之所在，把这条校勘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说张先生是“大手笔”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张先生考证历史是十分严谨的，在卷二十四《地理志》，我曾写了这样一条校勘记：
开泰元年更为析津府，“为”下原衍 “永安”二字。按《辽史》卷十五《圣宗纪》，开泰元年十一月甲午朔，“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其《地志》所载亦同，皆无“永安”之名。考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永安钱》条，“海陵天德初（按当作贞元初），卜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析津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则更名永安在金，不当系于辽开泰年下，今削。又，中都称永安惟见本书卷七《世宗纪》“自海陵迁都永安”一句，可见此名更用未长，仅志于此，不复考订。
张先生对这条校勘记虽批了“已完全采入”五个字，不过是对我的鼓励而已，他所改作的校勘记在《金史》第二册584页，为该卷《地理志》的第五十二条校勘记。张先生写道：
贞元元年更今名，按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永安钱》条，“海陵天德初（按当作贞元初），卜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析津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中都县曰汶阳，河南永安县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本书卷七《世宗纪》，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有世宗谓宰臣“自海陵迁都永安”句。考卷二五《地理志》，南京路河南府，“芝田，宋名永安，贞元元年更”。又山东西路东平府，“汶上，本名中都，贞元元年更为汶阳”。皆与《续夷坚志》记载相合，知析津府贞元元年曾名永安府。又下文“大兴，倚，辽名析津，贞元二年更今名”。知析津之改大兴在贞元二年。则此当作“贞元元年改曰永安府，二年更今名”为是。
看得出，我写的校勘记不过旨在说明 “更名永安在金，不当系于辽开泰年下”而已，甚为粗略。而张先生写的校勘记则不同，他通过《金史》卷二五《地理志》，证实了南京路河南府的芝田县，“宋名永安，贞元元年更”，又证实了山东西路东平府的“汶上，本名中者，贞元元年更为汶阳”，之所以“永安”“中都”要更名，是因为这些地名与都城的称谓发生了重复，都可证明贞元元年金的都城中都其地所在必名永安，否则就不用改永安为芝田了。这正是张先生考证历史的严谨之处，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虽然后来北大刘浦江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但他的长文却未触及芝田、汶阳何以更名，也并未为我们提供任何可以驳倒这一结论的新材料。
用张先生所写的校勘记，对照自己所写的校勘记，才知道什么叫透过现象看本质，才知道什么是问题之关键所在。很显然，我忽略了元好问“改东平中都县曰汶阳，河南永安县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的重要记载，而张先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并引《金史》《地理志》佐证了这些记载的属实。那么，中都的“地名永安”便是千真万确的、难以推翻的了。
当年，白寿彝先生讲“三负责”精神时，特别强调，对前人的看法如有意见，可以不加引用，但切勿引用了之后再予以驳斥。因为前人的有些看法是其毕生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不理解，但不可轻易否定。张先生修改校勘记，亦严格遵循了这一精神。如卷二十四《地理志》，我写了这么一条校勘记：
尝名白川州天禄五年去白字，按钱大昕《金石文跋注》卷十七《白川州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记》跋云：“《金史》云天禄五年去白字，今此幢立于圣宗时，犹称白川州，可见《金史》考之未审也。”录以资考。
张先生批道：
石刻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因为士大夫好古，喜写古地名。
张政烺对卷二十四《地理志》校勘记的批注（本文作者提供复印件）
看得出，张政烺先生并不同意钱大昕的说法。所以，这类校勘记便理当删除了。
张政烺先生胸怀博大，对人总是敞开心扉，知无不言，助人为乐。有一次，我们请张先生讲讲“二十四史”的版本，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讲的那天，他从家中带了个很大的蓝布包裹——用蓝布包书，这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大概车挤，张先生走得满头大汗，进到房间，连水都没喝，坐下来就讲。张先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直到讲完，他的蓝布包也未打开。是我们会后想看看张先生的“宝贝”，他才把蓝布包打开给我们看，都是相关书目之类，可谓琳琅满目，令我们大开眼界。
张先生是一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他只看别人收获了便高兴，其胸怀之宽厚、博大，令人很难企及。张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考证性文章，叫《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这篇名文，署称“癸未季冬写于南溪李庄板栗坳”。“癸未”即1943年，这正是前历史语言研究所为躲开战火而避地四川南溪李庄的时期。当时，张先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史语所图书的迁运任务，大受时任所长傅斯年的表彰，而且还在百忙中写下了这篇影响十分深远的大文。此文以翔实的材料、严密的逻辑，推翻了自明万历重编《内阁书目》以后，各类公私书目凡“涉及《相台九经三传》或《沿革例》者，皆以为出于岳珂之手”的错误，并坐实了《春秋经传集解》之“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牌记中的“岳氏”，乃是元初人岳浚，而与南宋人岳珂无涉。这一结论，已广为学界所接受。所谓“相台”即相州，据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云：“相有铜雀台，故相州谓之相台。”乃宋名将岳飞的故乡，所谓“发愤河朔，起自相台”者也（见《金陀粹编》卷十九）。据吴亮增修的《毗陵人品记》，称“岳浚字仲远，宜兴人，飞九世孙”。虽然张先生认为“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岳浚与岳飞相距一百二十年，通谱自贬何至于称九世孙”？但岳浚是岳飞的几世孙辈则是毋庸置疑的。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九经三传沿革例》时，从《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春秋经传集解》说明中知道张先生有这么一篇文章的，当时很想找来一读，但历史所的同仁告诉我，别找了，张先生的大文只是稿本，并未刊发。直到1991年6月，我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第一集看到了这篇文章。也就是说，这篇1943年写于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的文章，竟在时隔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才拿出来正式发表，而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最难能可贵的是，张先生一直公开自己的观点和考证征引的材料，这种视学术为公器的博大精神，正是张先生虚怀若谷、淡泊名利、助人为乐的体现，令人由衷敬佩。
说张先生淡泊名利，还有另一事可以佐证。张先生1936年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即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6年应聘为北大史学系教授。他参与了1954年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兼任该所研究员。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于“拔白旗”，张先生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当时主政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金灿然先生奉行“人弃我取”的用人之策，将有真才实学的落难者召入中华书局，如前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先生、北大中文系教授杨伯峻先生都是金灿然“取”来的。所以，他听说张政烺先生离开北大后，立马要求文化部把张先生调到中华书局，并给他一个副总编辑的职位。如果不是中华书局还保留着这一任命书，我们还真不敢相信张先生曾受命为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辑。但张先生毕竟是张先生，他并未理睬文化部这一任命，而是认认真真地在历史所当他的研究员，直到1966年正式调入历史所。写到这里，我们便可知道，张先生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是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前面已经提及，我是在学业荒废了五六年之后，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包括张先生在内的老先生们不仅为我补了一课，而且还领我进入学术的殿堂。当时，张先生告诫我，《金史》的人名、地名有些乱，要我留心。我遵照张先生的告诫，以《金史人名索引》的形式清理了这些混乱的人名。这本书1980年出版，张先生看了很高兴。
因为在工作中常向张先生请教，而张先生又是热心肠，话虽不多，却多画龙点睛之语。他曾说过，刘祁的《归潜志》记金末之事较为翔实，我便发愿整理此书。恰好此时顾颉刚先生向我介绍他的学习方法，即每天写三千字的读书笔记，写不出就抄五千字的书。我听了之后，颇受鼓舞，决定手抄《归潜志》，加以整理。为了减少抄写的错误，我特用毛笔抄写，做到一笔一画，决不草书。此书1983年出版。
我曾向张先生请教过他对《大金图志》一书的看法，张先生沉吟良久，对我说，此书前人颇有争议，但毕竟是第一部《金史》，价值总还是有的。我便是凭着张先生这些话，决定整理《大金图志》，我用明钞本补了通行的扫叶山房本没有的《经进大金国志表》《金国初兴本末》《金国世系之图》，附录了《女真传》《金虏图经》《金志》《族帐部曲录》等相关资料，并努力查找了全书的史源出处，成《大金国志校证》一书，此书1986年出版，为大家提供了一部较为可读的史书。
最后，因为听张先生谈到《靖康稗史》，得知此书史料价值甚高，同时也了解到南京图书馆藏有丁丙钞本，我便又一次下定决心，将此书整理出版。我对此书作了较详的笺证。此书1988年出版，大得前辈学者缪钺先生的好评。
回想起来，我整理这些书都与张先生的教导和启发有关，如果我不是跟着张先生学点《金史》，这些书的整理便也无从谈起了。张先生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导师，把我领进了学术之门。这都是令我感激、终身难以忘怀的。
点校“二十四史”那一段时间，中华书局可以说是名家荟萃，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忘不了白寿彝先生对我的关怀，他主动向临时党支部提出并取得同意，当了我的党内联系人，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同时，白寿彝先生还一直把我当作他的编外研究生，鼓励和指导我写有关论文，我本人大部分文章都是经过白先生看后，在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上发表的。我一直感念白寿彝先生对我的恩德。
白先生办事严肃、认真，尤其讲究原则。他对“四人帮”鼓吹的“儒法斗争”不屑一顾，他说，马克思经典著作讲的是阶级斗争，而“儒法斗争”充其量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学派斗争而已，它怎么能取代阶级斗争。他对“四人帮”考教授的罢考，更是传为美谈，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人人都伸出大拇指，夸赞“老白真行”。
幽默、诙谐的启功先生同样令人终生难忘。我每出一书，大都是由启先生题写书签。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与曾贻芬合写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当时我不知道启先生正患眼疾，写不了字，更用不了毛笔，但他得知我求他题签，毅然用硬笔作了题写，如此高情厚谊，每想起来，心里都热乎乎的。
《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翁独健先生口含烟斗校《元史》的情形仍历历在目，有时烟斗早就熄火了，他仍在那里吧嗒，认真看书。我们看了，又是感动，又忍俊不禁，那种认真的投入精神，真是无以复加。
那时的办公室十分简陋，既无空调，也无电扇，王仲荦先生似乎很怕热，每每见他在办公室汗流浃背地工作，一丝不苟。
唐长孺先生既能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又十分关心他人。我们那时唯一的娱乐就是休息时打打乒乓球。不过，当时因为出版社刚刚恢复工作，没有固定的保洁人员，所以那张乒乓球台早已满是灰尘。但有一天，球台突然变得明亮了起来。费了好大周折，我们才知道，是唐长孺先生一大早为我们擦洗的，大家甚为感动。从此，我们也开始主动保洁了。唐先生是一级教授，工资三百五十元，但我们后来才知道，每月他自动交两百元党费，以保持自己低调的生活。唐先生这种精神，亦使我们十分感动，都努力向他学习。
最后，我想说一下邵循正先生。点校“二十四史”开始时，邵先生因病正在小汤山疗养院疗养，但他多次表示，愿意立即参加《元史》的点校工作。当时，中华书局还专门派人陪同白寿彝先生去小汤山看望他。不久，邵先生就从疗养院来到了中华书局，但是很快旧病复发，与世长辞。我常常想，如果邵先生不离开疗养院，也许旧病就不会复发，从某种意义上说，邵先生正是为了点校“二十四史”而献出宝贵生命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点校“二十四史”，到现在也快半个世纪了，我个人也从青年步入了老年。但那段历史我仍铭刻在心，很多人和事亦常常浮现在眼前，对他们充满了怀念和敬意。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那时来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只拿本单位的工资，没有一分钱的额外补贴。而且，点校“二十四史”是不署名的，也没稿酬。但是，这些老先生都兢兢业业，把他们的才华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出来，同时，又对青年人存着一种知识分子本能式的厚爱，多所指导和培养。想到这些，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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