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的消亡
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杨度就开始在报纸上呼吁发起请愿运动，速开国会，并得到响应，“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到了此年春夏之际，各省代表陆续进京请愿，并递交请愿书，各省请愿书上签名者一般有四五千人，多者在万人以上。
国会与资政院有着很多差别。国会议员来自民选，资政院一半议员为朝廷指派，另一半则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国会议长由议员推举，但资政院总裁则来自任命，且只对君主负责，不对议员负责。国会可以监督行政、财政，拥有立法权，这三项权力资政院所具不是很充分。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初八，军机大臣在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召开特别会议，列出疑难问题数十条询问杨度。杨度当场回答了军机大臣们的问题，并就国民文明程度做了清晰说明。杨度表示：“我此来以开国会为目的，如办不成，不特无以对朝廷，且何以对诸公之知遇？”
杨度
为了应对舆论，安抚立宪派，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清廷宣布以九年为期，召集国会，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及九年筹备事宜清单。依据筹备事宜清单，1909年将在各省设立谘议局，于是立宪代表们纷纷投入开设谘议局的活动之中，暂时将请速开国会放在了一边。谘议局创设后，地方士绅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舞台。但士绅立宪派们并不满足于此，速开国会此时成为“第一要义”。
张謇、汤寿潜等人联络各立宪团体，要求统一行动，督促清廷早开国会。经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联络，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五，十六省代表五十一人汇集上海，讨论派遣代表团赴京，请速开国会。代表团到京后，向都察院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开国会。
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军机大臣接见请愿代表，奕劻、那桐表示赞成。鹿传霖则认为既然开了谘议局，就没必要再开国会。代表不得不详细解释两者的区别，年迈的鹿传霖还是不能领会。戴鸿慈询问代表：“各种预备尚未完全，能否速开国会？”听了代表们的解释后，戴鸿慈表示“深以为然”。十二月十三日，与军机大臣世续会谈时，代表们的陈述让他为之动容。十二月二十日清廷颁布上谕，对立宪派请开国会，清廷“深为嘉悦”，但同时表示：“惟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
立宪派对清廷的回复大为不满，针对“国民程度未及”，立宪派回击：“及与不及，必试之而后见，不试之而强抑之，毋乃冤吾民乎？且所谓不及者，必有一标准，今日不及之标准安在？”
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立宪派又继续发起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此次运动以江苏、直隶、广东三省为主力，分别派人前往各省游说，广东甚至派专人前往海外游说华侨。谘议局也利用自身的权限，逼迫清廷早开国会，“国会不开，即停纳一切租税”，“国民既未有监督财政之权利，自应不任增重负担之义务”。
立宪派在京创办《国会报》，宣传创设国会的必要性，并发起请愿签名运动。此次请愿声势浩大，各省入京递交的请愿书均有数万人签名，南美、澳洲等海外华侨也派代表到京，于六月十六日递交请愿书。此次请愿书中，不再似以往那么客气，公开指责清廷对立宪缺乏诚意，敷衍之意多，而阻挠国会开会的王公大臣则是“自全躯命保禄位之臣”。
载沣与军机大臣准备对请愿代表“严旨震吓”，但又怕节外生枝。六月二十七日，载沣召开御前会议。会上王公大臣表示宪政尚在预备，国会不能骤开，“摄政王深以为然”。随后发布谕旨，训斥立宪派，并告诫“毋得再行渎请”。
《军机处二百年》，岳麓书社出版
对于速开国会，载沣曾对军机大臣发表过个人看法。载沣认为现在朝廷的立宪是真立宪，为何这么说？因为载沣所推行的新政措施中，如清理财政，“即为将来预算决算，而预算决算又为将来上下议院实权。百姓尽纳税义务，也须知官吏用法，方对得起百姓”。现在各省财务问题重重，百姓不敢问，朝廷不能查，这如何立宪？大小臣工与百姓一起努力自强，去掉这些积习，中国得享长久太平，这个时候，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彼时不用要请，亦自成为国会也”。进而载沣认为现在各省请速开国会，不过是闹腾虚名而已。
而主张速开国会者则认为，如果不先开国会，则无上下一心、君民一体。载沣的此番言论，还是在拖延开国会，“于吾国，国会二字终在梦幻泡影”。
1910年10月，立宪派再次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此次运动声势浩大，各省都有民众大规模集会，向督抚递交请愿书。东三省有代表到京后，甚至准备剖腹自杀，以明心意。被劝住后，两名代表从身上割肉以示决心。
此次请愿运动也得到了地方督抚的有力支持。自从新政以来，清廷开始加强中央集权，清理财政，压制督抚，督抚通过支持开国会与中央博弈。十月二十五日，十七省督抚及地方大员联合致电军机处，要求立即开设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刚刚运行的资政院也卷入了请愿风波之中。在民选议员力挺下，十月二十六日通过了速开国会的奏稿。
十一月三日，在御前会议上，毓朗建议先开内阁，再开国会，载泽赞同毓朗，建议可“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载沣“极是二人之议，遂决定国会定限缩短三年”。十一月四日，清廷颁布上谕，将在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同时警告请愿代表，“即日散归，各安职业”，如果再搞请愿运动，将“按法惩办”。
对此结果，江浙两省代表认为达成了目标，决定“欢祝”。其他各省代表对此极为失望，认为“三年遥遥，夜长梦多”。一些省份的激进代表聚集在国民报馆中议定：“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独立。”
十二月，奉天省派出请愿代表赴京，再次请愿。行至天津时，天津学界积极响应，成立各种请愿会，联合绅商团体，要求直隶总督陈燮龙代奏朝廷，请再缩短期限，提前召开国会。
此时首席军机大臣奕劻一直被报纸攻击阻挠开设国会，对请愿运动是深恶痛绝。清廷指示陈燮龙加以弹压，不准再行联名上奏。陈燮龙遂派兵驱散天津请愿学生，又包围了保定师范学堂，禁止出入，严查书信。已到北京的东三省代表则被步军统领衙门押回原籍。
四次国会请愿运动之中，立宪派发行的普及立宪知识的“公民必读”书籍有十余种，有的发行量在十万部以上，同时各类报纸广泛刊载有关国会、选举、自治等方面的文章，各省开办的法政讲习所也培养了一批宪政人才。
清廷对于立宪派的宣传攻势感到头痛，据当时报载：“某满军机近因会议新政时，与诸公意见龃龉，深以援力薄弱为虑，忽异想天开，拟出巨资在南省某一通商城市，开设报馆，借以抵制异己，并得扩张权势。”为了限制报纸的活力，《报律》《集会结社律》先后被炮制出来。立宪派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言论、出版、集会是立宪国家人民必有的三大自由，“今中国之立宪，乃先收此三自由于民”。
虽有阻力，以内阁取代军机处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宣统三年四月初十，军机处告别历史舞台。此日，责任内阁成立，军机处取消。
责任内阁成立
责任内阁成员由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一员或二员”及各部大臣组成，同为国务大臣。相比于军机处，责任内阁在官制上明确了国务大臣的政治责任。在署名制度上，国务大臣由于副署而负有明确责任。根据立宪国家中的惯例，副署是宪法赋予国务大臣的权力，君主违反宪法，国务大臣要直陈是非，君主不听，则国务大臣可以拒绝副署，这使国务大臣有了与君主抗争的法理依据。
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后，在任的军机大臣相应地也会成为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为奕劻，协理大臣为徐世昌、那桐。对此内阁，当时恶评如潮：“为总理大臣者，仍为领袖军机之庆王；为协理大臣者，仍为伴食军机之那、徐。”新成立的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族九人，其中皇族七人，故称“皇族内阁”。
内阁设立之后，军机处就此告别历史舞台，但军机章京们还得继续使用。军机章京们都进了新衙门内阁承宣厅，“宣统时，批答、拟旨一如军机旧制，唯调章京二十余人为内阁承宣厅，分一二班”。
承宣厅设有厅长，相当于以前的领班军机章京。内阁承宣厅主要负责事务有：一、颁发谕旨及法律命令，二、典守谕旨及法律命令，三、收发呈递折奏，四、阁议事件，五、请用御宝（君主印信），六、收掌阁印，七、掌管本阁公牍文件，八、掌管本阁会计庶务，九、编纂本阁档案，十、管理本阁图籍。
宣统三年，军机大臣有奕劻、毓朗、那桐、徐世昌四人，而总理、协理大臣最多三人，也就是有一人要出局。当时舆论认为，奕劻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多年，那桐、徐世昌都比毓朗资历深，且不可能三人都是满人，徐世昌必然要留下，资历较浅的毓朗出局基本上是铁板钉钉。任命出来之后，果然如此。
为了安抚毓朗，载沣曾想给他一个内阁上行走的虚衔，但毓朗不愿领情，他另有考虑。毓朗与载涛联手，经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出面游说载沣，限制内阁不得过问军国大事。《内阁官制及办事暂行章程》十四条规定“关系军机军令事件，除特旨交阁议外，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自行具奏，承旨办理后，报告于内阁总理大臣”。
在试办内阁的当日，军谘处正式改为军谘府，“凡关于军事问题，军谘大臣应负完全责任”。毓朗、载涛担任军谘大臣，牢牢地把控了军权。
奕劻、徐世昌、那桐对此安排不满，军机处改为内阁后，竟然连军国大事都无权参与，还要内阁何用？四月十一日，奕劻、徐世昌、那桐三人向载沣提出辞职。载沣哪里能答应？四月十二日，奕劻再次请辞，载沣不准。
组阁当日，奕劻照例要发表演说，阐释施政纲领，奕劻一拖再拖，拖到六月十五日才发表了演说。演说重于财政、实业，对陆、海军不发一语。至核定政府预算时，也不议定陆、海军预算。载涛、毓朗对此很是不满，就去质问奕劻。奕劻讽刺道：“吾国内阁总理与各国情形不同，今海陆军政既有军咨府主持，自毋庸内阁参预。”
在财政上，内阁受到限制。载泽的老婆是隆裕太后的妹妹，本人又是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对宪政有较多了解，自恃有能力，一直想将奕劻拉下马。此次内阁成立，载泽也觊觎内阁总理的位置，暗中与奕劻较劲，经人出面，告诫他“勿为第一次总理”，方才罢休。载泽把持了度支部，借口财政吃紧，处处限制内阁经费。
奕劻在军事、财政上受到牵制，虽当了内阁总理，却没有大权在握的快感，牢骚不断：“某某两亲贵，一则牵制军权，一则把持财政，均于暗中极力排挤，本邸有名无实，将何以担负责任？”
内阁成立之后，几个月内，奕劻七次请求辞职。此年奕劻已七十余岁，在政坛纵横多年，也不是恋栈之人。只是载沣还需要他站在前台，作为一个象征。至辛亥革命爆发后，奕劻总算被批准退休。对于内阁总理的职位，奕劻曾道：“甘让权利于私友，决不任孺子得志。”于是“私友”袁世凯上位，“孺子”载沣终未得意。
本文摘自岳麓书社《军机处二百年》，原标题为《军机处的消亡》，作者袁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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