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臣/口述
孔宁婧/撰文
呱呱/编辑
我是张中臣（@张中臣导演），两个多月前，我在西宁的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拿了最佳导演，我导的片子《最后的告别》拿了最佳剧情长片奖。
在做导演之前，我是一名在北京电影学院旁听的保安。
得奖对我自身的改变不是很大，是外界对我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
拿奖之后，一时间有好多资方和项目找我，身边的人对我做电影这件事的态度可能也不一样了。以前老家的人总好奇我怎么还在做电影，觉得这个行业不靠谱，我回家时特别害怕见那些亲戚。现在他们应该都知道我得奖了。
我的老家在安徽最北边，宿州市砀山县下面的张庄村。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东望江苏，北临河南，是三省接壤的交界处。1991年，我在村子里出生，上头有一个大哥和一个姐姐。
村子里是一个熟人社会，邻里间来往密切。上世纪90年代，农村没有电影院，也没有互联网，孩子们聚在一起，不是玩泥巴、就是去河里捉泥鳅。夏天的夜晚，家家户户都不锁门。农村车辆少，但树木密集，大树底下好乘凉，铺一张凉席在院子里、在屋顶上，就能睡一个好觉。晚上断电了也不怕，天朗气清，夜空里总有月亮和星星。
当时家里的电视收不到好的台，我和我姐总跑去朋友家看电视，看老版的《射雕英雄传》。晚上八点多，天黑了，农村没路灯，我们就举着手电筒跑回家，或者直接在邻居家睡一觉也行。村子里没事的时候，大家互相串串门，遇上谁家结婚了，谁家有丧事了，大家都赶过去帮忙，出出主意，打打杂。
砀山盛产梨，所以我们那边有大片的果园。我们家有五六块地，种花生，种油麦菜，但果树是最主要的，梨、桃和杏子，从小我就能吃到很多水果。我是家里的老幺，属于超生的那个，没有分到地，小时候我妈妈跟我开玩笑，指着我说，你是没地的人，你少吃点。
农村的地常常是分散的，东边一小块、西边一小块，都靠我妈一个人顾着，跑东跑西，确实辛苦。我们偶尔会帮家里干些简单的农活，锄草、浇地、授粉、捡树枝，将果子打包成箱，但也干得不好。
即便有这几块地，家里的经济情况也是一年不如一年。2000年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分界线，家里卖梨一年收的钱，去掉农药钱，是不回本的。村子里梨树种得多了，梨的价格一直往下降，不单是我们一家，整个村子都不景气。2008年之后，老家好多人就放弃种梨树，外出务工了。
村里教育条件不好，好多孩子，特别是女孩，读完小学和初中就要出去打工，但我们家的三个孩子都顺利读书了。这跟我爸是一名乡村教师有关，就算是家境贫困，在我们兄弟姐妹读书这件事上，父母从不含糊。
我爸高中毕业去了徐州师专进修，回来后就在村子里教书。他喜欢写诗、写小说，下班回家后就一个人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晚上总能看到他坐在蜡烛下。那时没有电脑，都是手稿，现在家里还有很厚一叠。直到我长大之后才知道，这里面记录了很多他的生活经历和感悟。
因为这个事，我母亲总跟他吵架，觉得他不好好种地，不务正业。也不应该做什么老师。在农村，多数时候用钱来衡量价值，教师的工资特别低，一个月也就200来块，是能受到一定的尊敬，但在别人的聊天谈话中，能感受到，更多的还是看不起。每到寒暑假，我爸会外出打工赚钱，做工地上又苦又累的活，他第一次去西宁，就是去修高架桥。
在我们那里，八个村子归属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会有一所学校。我爸在大队学校的初中部教语文和地理，不过我从没上过他的课。小学五年级，我就不在大队的学校里念书了，被爸妈送到另一个很偏远的镇子上的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师资和教育更好，只是学费贵一点，是大队里的三四倍吧。
除了学校本身之外，我不知道爸妈把我转走，有没有那件事的原因。
那件事发生的时间在我脑海里很具体，是2000年左右，某一年8月31号晚上。因为第二天是9月1号，开学我们就上四年级了。而我发小再也无法踏入新学期了。他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之一，成天待在一起。8月31号晚上，他被他自己的父亲杀死在家里。
发小的父亲长期有精神上的问题，那个时代的农村比较封闭，可能后天又受到一些刺激，在精神失常后，做出了这件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
我知道我们那儿经常有偷东西的，但杀人是第一次。每天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离开，当你身边的人突然地走了，你还是会受到刺激。
村子里同年级的孩子本来就很少，加起来不过三四个，我们每天一起上学、放学，但这个小群体突然少了一个人。九、十岁的孩子心里的那种感受是说不清的，我们也都很默契地不再提起。
但这件事存在的痕迹无法被抹去。发小的坟就在我们上学的的必经之路上，一个我们经常会去玩耍打闹的河沟旁。每次经过，心里总不舒服，特别是天色暗下来之后，隐隐地害怕。时间久了，我们很少再走那条路。
我变得更沉默、封闭了，不爱和别人交流。这种影响似乎辐射到了整个村子。熟人社会的氛围骤然凝固、压抑，好像一切都变了，大家没办法再像以往那么和谐、愉快了。在这之后的一年，我转去私立小学上学，和我们村好多人的联系自然少了。
五年级的我开始寄宿学校生活，两个礼拜回一次家。在私立小学，老师总给我们灌输竞赛意识，他会直接点明：你要和这个同学竞争。我好像总在学习，吃饭都打去教室里吃，交不到什么朋友。小学毕业，我的成绩是全镇前几名，考去县里最好的砀山五中，但从初二开始，成绩急转直下。
新的环境让我有了前所未有的自卑感。县初中基本都是县城里的孩子，我从农村来，在衣食住行上和他们的差别肉眼可见。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些什么牌子。
我开始打游戏、去网吧，像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一样，疯狂地沉溺其中。以前在学习上的竞争心态逐渐消失，什么也不管了。父母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特别少，一天三餐一共三块钱，我只能少吃饭，省出去网吧的钱。
高中是考上了，但从高二开始，我就基本不去上课了。痴迷游戏不是问题根本，我是厌烦上课，看到老师和课本就头疼，觉得学这些没什么用。
我记得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默哀日那天，我还在逃课。我和几个哥们翻过学校的墙，在大街上无所事事地游荡，走路、聊天，听到默哀的汽笛声，也停下来，站在街道旁默哀。虽然手头上没多少钱，还是捐了钱。从来没想过以后要干嘛，这是特别悲观的一种感觉，只能看到眼下的事。
逃课的时候没事干，也会跑去同学家看电影，这是最开始接触到电影的时候，把它当作消遣工具。除了看CCTV6，还去县城里的专门租碟片的地方租看。那个年代都受港片影响，我看了很多经典的流行片和动作片，黄飞鸿什么的。不过，只是看而已，不会产生什么启示性的东西。我是不是喜欢电影？也没有这样的疑问和意识。
高考我没考上本科，去西安的专科院校学了机电工程。专业是父母帮我选的，毕业后大概率是去工厂的技术部门做一些简单的基础工作。读大专也是顺从父母吧，我知道去了也是混日子。
九月开学之前，我有过两个月的短暂出逃。因为高中在学校门口记账吃饭，欠下了六七百块钱，我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就给我哥打了电话。一来二回，我爸妈也知道这事了。一方面，我不想待在家面对他们，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自己跑去窗口买了张火车票，到北京找我大哥。
我哥高中时学画画，那时候他就喜欢电影。2006年，他高中毕业，先是去了杭州的富士康打工，一年之后就辞职了，瞒着父母，自己偷偷跑到了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艺考，复试没通过，就留在北京的工厂里打工。
从北京火车站出来，我坐上一辆公交车。北京和我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个样子。车开到我哥在的大兴区，又是一个村镇，周围的街景跟老家没多大区别。我想我怎么又来到这种地方了，逃不出这种环境，特别难受。
大兴遍地都是小工厂，我哥在他朋友开的皮包工厂，不是一个多大多正规的厂子，说是小作坊更贴切些。从外观上看，工厂像我小学的学校，三排平房，很低矮。老板是我们老家的人，很多员工也都是老家那边的，大家彼此熟悉，是一个朋友的氛围。
在工厂里，我帮忙干一些剪线头、成品打包、整理仓库这样的活。我干得挺开心的，这活不用动脑子。我还喜欢上一个工厂里的女孩，她会踩缝纫机，我每天都期盼着跟她一起工作。两个月后，我拿着800块钱报酬，去西安上学去了。
读大专期间，一到寒暑假，我就会和同学一起出去打工。2009年，我去天津的一个开发区，在做风能发电叶片工厂的打磨车间里干活。工资很多，一个月将近3000块。
那是一个巨型工厂，有系统的管理制度。三班倒排班，时间跨度大。早班从八点开始，夜班从半夜十二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所有的工人都住在一个公寓里，上下班有专门的大巴车接送。一到上班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群人往外涌，大家都穿着一样的工服，挨个上车。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厂制度的压榨和劳工氛围的压抑。
工厂里，工人被机器绞伤手的事时有发生，人的安全不能被保障。这给了我一种很直接的恐惧感。在我干活的打磨车间，上空吊有一个齿带装的车轮，我总忍不住抬头看它，担心如果有一天它掉下来该怎么办？
时间被机器无情地吞噬。在那里打工时，我不过十八九岁，很年轻。有很多年龄很大的工人，他们有的干了几年后当了班长，有的还在做普工。看到他们，你会不自觉地想，他们有了家庭，怎么还在工厂里干这种活？每次走在他们当中，我就开始反复问自己：我以后真的要成为他们吗？要成为他们中的某些人的吗？
大专毕业后，我回了老家，去安徽芜湖美的集团的一个分工厂，在流水线上生产空调过滤网。在我父母眼里，这是个特别好的工作。村子里打工的人很多，成年后，大家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工厂。父母觉得有稳定收入、给你上保险和养老金，每个月除了生活，手上还能剩下点钱，一辈子就这么过，挺满足的。
我受不了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生活。我做了八九个月，再也不愿意麻痹自己了。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干这样的劳力活，反正也要离开，那不如尽早离开。走之前，我还没想好退路。我给我哥打了个电话，说我不想在工厂里待了，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只要别让我继续留在这里，去哪里都行。他说，你来北京找我吧。
到北京之后，我哥已经从工厂到北京电影学院做保安了。他住在北电C楼的保安宿舍里，我跟他睡一张床。我没有立马找工作，在北京的街头随处溜达。整个人处于放空的状态，但脑海里也时不时在转，考虑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到了2012年底，冬天的北京寒风刺骨，我始终记得茫然走在街上的那种冷。
保安队里的很多人都喜欢电影。我哥的宿舍里，有一面墙前放了书架，上面堆满了电影相关的书籍和碟片。他和舍友经常在宿舍里看电影、聊电影，我听不懂，但耳濡目染，有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哥看我每天闲来无事，问我要不要和他们一样，也去旁听电影学院的课，算是有个事做。
在他的建议下，我走进教室。眼前的情景和以往的课堂完全不一样，偌大的屋子很黑，后排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前面的投影上放着影片，老师站在讲台上讲电影，放一会儿，按暂停，讲几句，再继续放。
下课了我才知道，这叫拉片课，上课的老师好像香港中文大学的外聘教授。这节课后，我开始大量地旁听课，打发时间。
在电影学院，我听徐浩峰老师的课是最多的。他讲影视导演基础和视听语言，总给学生们放大片，讲比较有特色的电影。上课时，他坐在投影旁，声音很慢，缓缓地去讲，有时候讲到有意思的地方还会自己笑出声来。他的整个状态很稳，听他说话特别有安全感。
他的课我会录下来重复听，第一年跟着新生听了，第二年再去听。但我跟他没什么交流，下课了之后也不会去找他请教问题，内容吸收了就吸收了，没吸收我就再听，再去吸收就行。
说来也奇怪，以前我对课堂的厌烦情绪慢慢没有了，我决定一直听下去。总蹭吃蹭住不是办法，要有自己的收入来源。2012年年初，我入职了，跟我哥哥一起，在北电当保安。
最开始我在教学楼门口的岗亭，做值班保安，一个月1200块工资，吃住都在学校里。为了白天能有大把时间自由听课，我主动选择了值晚十二早七的大夜班。夜里工作间隙，可以看书、看片。
电影专业课上的内容是有限的，大部分内容要靠课下的阅读和拉片，老师不会一节课给你放一整部电影，他只会给你开课前要看完的片单和书单。为了看片，我花了3600块，买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台又厚又笨重的、带光驱的东芝。
每个月都要买书、买碟，1200块根本不够花。没钱买碟了，我就在网上找片子。2013年，微博上有很多电影大V，他们会发影片资源，我会提前收藏下载好，放在硬盘里，晚上值班间隙看。
夜里没什么人的时候打个盹，白天我基本不睡觉了，直接去上课。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年轻的时候，体力真的能支撑我这么干。
那两年是我大量积累的时间段。拉片的同时，我会自己做笔记，还把电影下载下来，重新剪辑。这是我在自学过程中自己摸索出来的学习办法。我记得《教父》这部影片，我就是先把镜头都剪开，再去分析它。《教父》三部曲讲述的时空是错乱的，年代穿插在一起，还有很多回忆镜头，如果直接分析，会非常乱而细碎。剪开后按时间顺序捋顺，能更明确地感受镜头调度。
我所有心思都扑了在电影上，根本没空想着玩，恨不得吃饱了就赶紧学习去，时间上算得特别精密。别人的一天可能只有上课的七八个小时，我基本上二十个小时不睡觉，脑子一直在转。有时候看一些东西吸收不进去，但我还是觉得，看了总归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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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电的学生们一起上课，总有自己差了人家太多的感觉。专业知识方面倒还好，主要是积攒。人家可能初中就喜欢电影了，看了大量的电影，或者初高中就喜欢画画，受了很多美学的影响，而你才开始慢慢接触这些东西，当然差太多了，不止一星半点的。所以只能补，直到现在这种紧迫感还追着我，我每天要坚持阅读和看片，不然感觉自己会退化。
学校里的保安经常会换岗位，因为人员流动性大。在保安亭干了小半年之后，我被调到了监控室，这个岗位缺人，需要我去顶替。
监控室里的工作很简单，坐在北电C楼的机房里，盯着十几块屏幕，看校园里各个角落。一般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偶尔有学生会丢东西，像自行车一类的，就来调监控查一查。
眼前的监控屏幕，给了我电影方面的灵感。后来，我在考北电专升本面试时提起了这段在监控室的经历。它给了我关于拍摄视角的东西，让我有在电影空间上的创作灵感。我渐渐发现，有一些好的电影作品，也用到了监控视角。徐冰老师的《蜻蜓之眼》就是利用网上找到的一些监控素材，剪辑成的一部电影。
监控的元素和视角在我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最后的告别》中也有体现。我有这方面的经历和体验，在写剧本和完成影片时，我就想放进去，展开一些尝试。
在监控室，我也有比之前更多的，自由学习的时间。我学写剧本、学拍短片，没事就跑去图书馆，还从北电跑去北大蹭课。北大有个老师叫李洋，在北大艺术学院当副院长，他讲哲学和电影的关系，翻译过很多福柯的电影理论书，我上了一段时间他的课。
我们那个时候，是学习氛围最好的时候。队里大概有10个左右的保安是特别喜欢电影的，我们玩得好，聊得也多。我哥哥当时已经开始自己拍一些纪录片，2013年，我也开始自己拍短片了。
其实，我拍的都不能称之为“短片”，顶多算习作。在电影学院，好多正规的短片都有专业的设备、专业的班底，拍一部也要十万、二十万的。我没钱买设备，就用手机拍。用什么设备不重要，只要能把我想表达的画面，呈现出来就行。
我买的第一部手机就是特别普通的诺基亚，能开机、关机、录视频，就能满足我所有的需求；第二部才是智能手机，拍得挺好的，我用它拍了个我挺满意的恐怖短片。有时候也能借到单反相机，同事里有学摄影的，需要有自己的设备，我就拿他们的单反相机拍几天。
没钱请演员，我们就互相帮忙演。我当时短片的大部分主演都是我同事王耀德，《最后的告别》的男主角也是他。他长得有点像张国荣，身上还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有耀德在，同事们的短片作业轮不到我来演，我给大家做摄影、做剪辑比较多。互相搭伙拍片子，拍完后大家一起出去吃顿饭，这事就算解决了。
电影学院旁边有一个串吧，七八年前，我拍完第一个短片的时候，在这里请同事们吃的饭，那顿花了我800多块钱，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了。这回从FIRST领奖回来，我们又去那个串吧聚了一次，坐在那里，以前的日子还历历在目。
最开始拍短片，我拍惊悚题材和实验短片比较多。惊悚片的类型，很能锻炼拍摄和剪辑的手法；实验短片不规定主题和视角，没有规则，创作比较自由。我曾拍过的一个新闻主题短片，以2014年马航空难和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原型，把王耀德的表演和网上找到的相关视频素材拼贴到一起，从无到有，尝试让一段影像变得有意义。
拍完后，内部参与人员和同事之间会看一看、聊一聊，但我基本不会拿去给老师看，因为往往在拍摄过程中，我就能意识到这个片子的问题所在，吸取了经验之后，再用在下一部短片里。
那时候的片子，说是拍出来的，实际上是攒出来的。十分钟左右的片子，也需要厚厚地积攒，好好发力。毕竟费时间不说，还费朋友，要请朋友给你帮忙。
即便这样，也不觉得苦和累。因为心里喜欢，不然我也不会拍这么多，有很多人在这些拍摄的练习中，发现自己不适合、不感兴趣，肯定就放弃了。能坚持下来，还是因为想做，然后就做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你不会觉得你在坚持些什么。
现在回过头来再想，我都觉得挺苦的。冬天上班那么冷，也睡不好，白天还要去上课。人在二十二三岁的年纪真是简单，想不了那么多，而且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大群人一起。大家都因为对一个东西的喜欢聚在一起，生活上是拮据，但状态是轻松的，没啥压力。
为了让学到的东西更系统，2012年，我考了北电继续教育学院的专升本，去读导演剧作方向。
备考时长总共才一两个月，考试内容基本是文化课，还有专业课方面特别简单、基础的知识，这几年旁听课和读书阅片的积累足够应付了。在继续教育学院，每周只有两到三天上课，剩下的时间，还是去旁听别的课。
我哥哥先是考了北电的专科，后来也考了继续教育学院的专升本，我俩成了同班同学。
从2011年来北电做保安，到2015年从继续教育学院毕业，这四年是最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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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快要毕业之前，我开始意识到，即将离开学校、踏入社会，我要去做一个新的选择了。电影学院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梦结束的地方。离开这里就意味着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一行？很多人都做不下去，因为它很不固定，一个准备了三四年的项目，可能说流产就流产。但不做这行，你又要做什么？
校园对于我们这些有电影梦的人来说，就是个“安乐窝”，待久了，就不想离开。你不打破这个保护罩，永远不知道后面怎么走。我从学校搬出来，在北电小区租了一个次卧，一个月1500块房租，靠接一些剪宣传片这样的小项目养活自己，一个月能赚个4000块左右。除了电影，我没什么其他擅长的事，还是打算留在这个行业里。
有些电影学院出来的学生不乐意做小项目，觉得做这些东西配不上他的才能，但我不这么想。不管是多小的项目，我做得都挺用心的，你能赚钱，还能学到很多东西，看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做。
唯一的不好是，接的活都是商业项目，长时间下来，更多商业项目找来，费用更高，你觉得能靠这个挣钱了，生活过舒服了，你就会忘记想做的那些东西。为了让自己不跑偏，我每天一定要看一部艺术类影片，保持对电影作品的感觉。
这样的生活直到2016年才发生了一些微小的改变。一次偶然，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部电影需要剪辑，地点在广州。我私聊报了一个很低的价格，对方一口答应，我没多想，背着包就去广州了。
去了之后，我才知道，这部电影的监制是彭发导演啊。他是剪辑出身，《无间道》的剪辑就是他，你想想，还是挺厉害的。
我以为这部片子有剪辑指导带着我一起剪，所以当初报了个低价，没想到，去了之后才知道，拷贝素材、做代理、剪辑，全都是我一个人来。
这是我第一次剪剧情长片，心里特别兴奋。第一天坐在那，剪得我忘了时间，忘了吃饭，从上午一直到晚上。剪完突然站起来的时候，一阵头晕，我才想起来，可能是没吃饭。每天都一个人这么剪，第二天彭发导演来看片。
彭发导演拍摄的素材少，他在拍之前可能就已经规划好如何组合利用素材了。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剪辑手法和如何更为细致地处理素材。但我受到他的影响很少，确切地说，有时候我还需要同他的影响抗衡。因为我们的风格不同，我要保持住自己的风格。
彭发导演来大陆拍片子之后，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剪辑，我们的第一次合作蛮顺利，从合作这部影片后，我们就一直合作到现在。
我一直在北京漂着，平时很少跟爸妈联系，一两个月不知道能不能打一通电话。我哥哥也在北京，他主要研究编剧，一直在接一些纪录片项目，平时自己也写剧本。我们交流不多，偶尔联系一次，聊的都是彼此最近手头上的项目和想法。
父母对我俩干这一行，没太支持，也没否定。我们能挣钱养活自己，他们倒是觉得挺不错的，最起码能吃饱饭了。只是年龄越来越大，要面临的现实问题也越来越多。
二十三四岁，就到了我们老家那边结婚的年龄，我妈总发愁这个事。她有时候念叨，说我还不如回到工厂，起码能认识一些女同事，找个人结婚就得了。他们不想你飞黄腾达，也没想着你要拍出厉害的作品，这些都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就想你赶紧完成这项人生大事。
老家的亲戚见到我爸妈总问：你家孩子现在在做什么？一说电影，反应都是：怎么还做电影啊，这东西不靠谱的；又问，他们怎么还没办大事啊。电影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概念的。爸妈的压力也很大，有过争吵。我爸相对而言更支持我一点，会偷偷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妈不开心了，快安慰安慰她。
2015年到2018年，我一直做的都是剪辑。剪这些项目，只是学习、是训练、是对自己输出能力的试探，它还没有完成一个表达。并不是我没有表达的欲望，是我很清楚，自己导演一部片子，要花多少钱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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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导演不想拍自己的作品。这种想法早就在我心底萌生了。2015年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我做了剪辑，其他同事有的去了广告公司，有的进了互联网，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后，大家都在变化和成长。但是留在北京的人，我们基本每个月都会聚一次，喝酒吃饭，不在北京的，平时也总打电话聊天，关系没有随着距离切断。
2017年的一次聚餐上，我说想拍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当时是觉得两年以来，自己在电影制作方面有了一些经验，接触过不同的项目，也和一些导演合作过，好像有点能力了。还有，五年来的积累和不间断的练习给了我很大底气。
大家听我这么一说，都挺支持的，说想弄就弄吧，就这么一下子找回了原来的班底。那么多年的朋友，想一起做一件事，还想把这件事做成，这就是电影《最后的告别》起步的地方。
拍什么呢？在接触电影的过程中，贾樟柯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我记得我看他拍的《小武》，非常惊讶，里面的人物特别像以前在老家我身边的那些人，他们的穿着打扮，每天做的事、说的话，都跟影片里差不多；片头那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就是我每次从学校回家要坐的公车，一模一样。看完我才知道，哦，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拍，生活中的场景都能呈现在电影里。
那就拍一个小城镇的故事，关于家乡的故事。虽然离开家乡已将近十年，但家乡的那些人和事，在记忆里很清晰，它们离我很近。发小的那件事是家乡记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给了我很多创作剧本的灵感。
写好剧本后，我没找到任何赞助，当时我还不懂创投，也没什么人脉，要拍的话只能自己筹钱。我和保安队的同事，还有几个朋友每人掏了十几万，硬凑出来启动资金。这些钱我不能给人家白花了，要做很充分的前期准备，甚至要想到片子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这不是一拍脑袋就去做的事。
2019年， 开拍前，我和当年保安队的同事，大概十二三个比较熟悉的人，碰在了一起，又通过朋友介绍，低价找来了在拍摄现场帮忙的人，最终组成了这个人最多时，才有二十多人的小团队。片子的拍摄成本很低，拍摄地在河南农村，我的制片人，也是我保安队同事陈坤阳的老家。那地方他比较熟，很多拍摄场地方便沟通。
这部片子讲的是一个聋哑人的故事。王耀德是主演，正式开机前两个月，我提前把他安排到农村住，也让他去聋哑学校提前体验生活。剩下的演员都需要我们自己找。刚开始招募时，有一些职业演员投简历，我们在北京见了一波，但他们大多都需要经纪人安排档期，在拍摄周期和资金上，我们都无法满足他们。
最后我们决定，片子既然是农村题材，那就在当地找合适的人来演。我们在村子里找了聋哑小男孩、母亲和爷爷的扮演者，都是非职业的。
片子里还有三头牛。在电影里，小孩和动物是最难拍的，这俩都沾上了，就只能慢慢磨合。不过在拍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蛮和谐的，大的戏拍完后，一些我们找来帮忙的人员接了其他项目，我也就让他们离开了。二十多人的团队演变成更小的部队，把剩下的散景补完。整个拍摄周期为一个月。
最大的困难出现在影片制作的后期，就是没钱了。前期拍摄的时候，钱刚刚够，到了2020年，我自己完成了剪辑之后，剩下的声音、调色、音乐，就非常艰难。这些都是硬性要花钱的地方，大概需要几十万，但我们已经没钱了。去年，我带着片子，去了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项目，这个计划有专门的奖金，可最终我没拿到。
那段时间我很失落，整个人状态都不对了。但这片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整个团队的。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能持续得太久，要赶紧想办法走出来，又立马开始接剪辑的活，赚钱。拍片子这两年我都没时间接活，到了这一步，没办法，只能自己挣钱往里面填。好在最后都完成了。
今年六月底，《最后的告别》收到了FIRST官方的入围邮件。拍的时候，我没想过要用它来参赛拿奖，因为一有这些杂念，片子肯定拍不好，等作品出来了，参赛可能就是个很自然要走的流程。FIRST电影节的参赛群体比较年轻化，相对来说也不那么商业，对新人导演来说，是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七月底，我们团队带着片子去了西宁的影展现场。最佳导演的奖项是先开奖的，有12个候选人。说实话，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没有太兴奋，一般一部片子只能拿一个奖。没想到，最后最佳剧情长片的大奖也颁给了我们。那个时候我才激动地跳起来，这是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认可。我想和他们一起共享这个荣誉，他们是我这十年里面，非常重要的朋友，以后也是。
获奖不算是意料之外。非常投入地去做一个好东西，早晚会被认可。这只是我的第一部，刚刚开始而已，我会继续拍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我爸爸当时也去西宁了，他没有票，不能入场，我哥给他发了链接，他在酒店里，用手机看了颁奖的同步画面。看到我拿奖，他激动哭了。他曾经对创作和表达也有情感，因为自己的种种原因，没有做出来。看到我有了一点成果，对我更有信心了，可能也觉得替他达成了某种愿望吧。
我妈妈没来西宁，她嫌机票贵，说是乱花钱。拿完奖的第三天，她给我打电话了，说到最后，又催我赶紧结婚，我说这刚拿完奖，都不能缓一个月吗？又回到现实，要面对现实。
这段时间，挺多媒体也联系我，想采访我，除了因为我拿奖，还因为我以前是个保安。
我不是那么愿意说这个。以前在北电听课的时候，我从来没跟老师和同学说过我是保安，也很少跟他们有交流。我不想别人因为我的身份而对我有什么看法，好的坏的都不需要有，因为一旦加入身份属性，别人就会对你有不一样的眼光。关系好的人我也不说，好多跟我认识七八年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做过保安。
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自卑吧。这种自卑感可能来源于我出生的环境，一直伴随着我，延续到现在。它已经是我的一种性格，是骨子里的东西。我现在觉得这不是个坏事，我也不排斥、不反感。对我这个职业来说，它让我不把自己放在太高的位置，看人看世界有另一种视角，我觉得挺好的，能让我拍好东西就行。
至于为什么喜欢上电影，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就是在二十岁左右，一个人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时候，正好电影把你抓住了，你也很兴奋地看到了它。你们产生了一些火花，这些火花就一直延续下来。
从初高中那种，成天瞎晃悠，整个人都是飘的，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状态，到工厂里机械重复工作，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的状态，再到现在，可以说是电影救了我。它在现实生活上给我的帮助或许不多，但在精神层面上给了我很多东西。是这个微弱的火花，给了我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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