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飞马”牌香烟与中华牌齐名，是中国著名的畅销香烟。“飞马”牌香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飞马”牌香烟的身世，却鲜为人知。
自救运动新四军刚刚建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尚处在合作之中，我军从国民党三战区领取微薄军饷，勉强能够维持军需。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称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被取消番号，军饷也停发，没有资金支持，新四军该如何生存？
陈毅刚刚担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军队正面临着最为艰苦的时刻。由于缺少经费，新四军武器装备严重不足、粮草短缺，陈毅和副军长张云逸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
新四军供给部部长提出建议：在淮南地区推行赋税制度，减少当地农业的苛捐杂税，提高粮食产量，反哺新四军。
起初赋税制度为解决新四军粮草短缺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然而不久后，人们发现了其中的弊端。
淮南地区自然条件极差，粮食产量低，部分地区依旧处在敌人的控制之下。显而易见，只依靠淮南部分地区的供给，新四军根本无法长久存活。
部队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却是杯水车薪。
有一次，副军长张云逸在召开干部会议，尽管窗户开着，屋里还是烟雾缭绕，他明白大家在抽树叶卷的喇叭烟，快结束时，看到一些战士在地上捡烟蒂吸，大受触动。
随即他找来供给部部长胡弼亮：“我们当领导的，要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问题，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关心。能否办个烟厂，以解决部队官兵抽烟问题？”
张云逸副军长并不是随口说说，除了解决战士的抽烟问题，他还想到利用烟厂自救。
当时新四军驻地江苏、淮南附近盛产烟叶。假如新四军开设一家烟厂，充分利用当地的烟叶资源，一定能够摆脱资金困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家，大多数的男性都有吸烟的习惯。只要新四军生产的烟草质量过硬、定价合理，销路便会打开。有了经费，新四军的武器、粮草困难也迎刃而解。
张云逸将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上级，中央表示赞同。不久后，随后开始调集人马，筹集经费，购买烟卷生产设备。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卷烟厂便初具规模。
听闻新四军要置办烟厂，战士们干劲十足。军长陈毅嘱咐道：“质量就是商品的生命”，一定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只有这样，产品才能够飞到天长、六合、淮阴，飞到南京、上海去。
战士们贯彻首长指示，从多个方面提高香烟的质量。他们从当地采购质量最好的烟叶，组建一支运输队伍，设法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将烟叶运回新四军驻地。
烟丝处理完毕后，工作人员开始精心炒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将烟梗全部切掉，炒丝时要求不焦、不碎。炒制完毕后，工作人员按照科学的比例添加香料。
那时敌人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我军只能拜托在敌占区活动的爱国商人，找来上海烟厂的配方，认真分析、加以改进，研制出最合适的香料配方。
香烟配置完成后，工作人员开始精细包装。战士们必须保证每一支都没有空头，不松、不紧。
一切准备就绪后，烟厂成立质量检测小组，小组成员对每道工序、每一条成品烟进行抽检，发现有问题，命令工作人员重做，并要求责任人找出原因，写检讨反省。
后来张云逸之子张光东说道：“现在看来，我父亲那时候还有点品牌意识。刚办烟厂时，很多人认为用原来烟厂的香烟名字，贴牌生产就可以了。但是父亲认为要有自己的品牌，不同意用其他牌子。于是，他牵头找淮南日报社的人设计商标，帮助起新的名字，最终香烟被命名为‘飞马’牌”。
新四军自己生产的香烟，名字一定要有革命意义。所谓“飞马”，象征着万马奔腾、有冲劲、有气势。
竭力攀登，步步生风为了打开“飞马”牌香烟的销路，新四军特地召开了香烟促销会，请在淮南地区颇有威望的名人、香烟销售商以及部分农民和工人参加促销会。
众人点烟后，会场瞬时香烟弥漫。商家们吸了一口，随后看看牌子，一股特有的香味便在鼻腔、口腔中弥漫开来。众人纷纷点头，对“飞马”牌香烟赞不绝口。
听闻这是新四军第一次生产香烟，香烟销售商们震惊不已。如此高品质的香烟，制作技术显然已经趋向于成熟，新四军第一次生产便达到这样的高度，着实令人意外。
人们发现，大英牌香烟的烟筋含量大约在两成以上，其他的香烟烟筋占比更大。
“飞马”牌香烟，抽出里面的烟丝，大多都是金灿灿的纯叶，烟筋少之又少。
销售商们说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飞马”牌香烟响当当，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自此，物美价廉的“飞马”牌香烟彻底打开了销路。不久后，“飞马”牌香烟火遍大江南北，得到了众多烟民的喜爱。人们亲切地称呼“飞马”牌香烟为爱国烟。
烟厂门前，每天前来订货的烟商不计其数，甚至经常有烟商排队等待发货，夜晚还在蹲守。
销路彻底打开后，资金渐渐回笼，烟厂更新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后来，烟厂已经在竹镇、古城、盱眙等地设置了4个分厂。
1944年，烟厂又添置了卷烟机以及切丝机各一部。20多间厂房建立，100多名工人准备就绪。
烟厂实行白班、黑班两班倒，每天生产香烟达到1200条，相较于烟厂刚刚建立时提高一倍。
烟厂设立在偏远农村，却丝毫不影响“飞马”牌香烟的销售。几年来，烟厂利润成倍增长，平均每个月上交到军部的利润高达30万元。
1943年秋，陈毅奉命回到延安参加会议，顺便给中央领导带去新四军自产的几条“飞马”牌香烟。
毛泽东边抽着烟边说：“‘飞马’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可谓‘劳苦功高’。甚至成为‘烟草大王’了！”
1944年秋天，华北遭遇特大干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军队从烟厂上交的利润中拿出1600元支援灾区，一时之间，传为佳话。
1945年，天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飞马”牌香烟的生产、销售。新四军内部不仅能够实现自给，还能依靠“飞马”牌香烟发展贸易，交换布匹、弹药以及粮食。
此外，“飞马”牌香烟的制作技术也逐步提高。比色、比香、比味、比烟丝、比烟灰，“飞马”牌香烟皆压倒了名牌货大英香烟。
“飞马”牌香烟销量节节攀升，渐渐达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很多人想要购买“飞马”牌香烟，却找不到渠道。
在此情况下，二师师长居然以“飞马”牌香烟为突破口，达到侦察敌情的目的。居长玉与嘉山日伪军队长陆建华取得联系。
居长玉说：“戏班子正在排戏，需要一套军装做道具。如果您愿意帮忙，我将以五包‘飞马’牌香烟作为报酬。”
陆建华听后大喜过望，找到一套军装十分简单，想要得到五包“飞马”牌香烟却难上加难。
陆建华说：“饭可以不吃，烟不能不抽，只要有烟，想要几套军装都行。”
陆建华将两套军装交给居长玉，居长玉也按照约定送他“飞马”牌香烟。
陆建华向别人询问居长玉的住处。原来，陆建华抽完了“飞马”牌香烟，想要继续用军装换香烟。此时居长玉提议：用一支手枪换“飞马”牌香烟。
陆建华毫不犹豫地答应，当天晚上，他潜入仓库拿了两支手枪，第二天同居长玉换来两包“飞马”牌香烟。
此后，陆建华与居长玉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居长玉经常为陆建华送烟，两个人一起吃饭，经常交谈许久。
某次谈话中，陆建华透露，日伪军的30多人明天将要抢夺百姓的粮草。
居长玉听完后故作震惊，他急忙回答道：“如果这消息是真的，我要回龙山把父母接过来避一避。”
陆建华点点头，“消息是据点里的翻译说的，绝对可靠。”回到军队后，居长玉向师部汇报了此消息，上级下达命令，布置兵力埋伏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
第二天上午，一队日伪军出现在我军视野中。看到敌人进入包围圈，新四军开火，20分钟之内歼灭敌人，大获全胜。
此后，日本人对“飞马”牌香烟恨之入骨，便展开了封锁。他们在码头、交通要道设置关卡，阻止“飞马”牌香烟向外运输。与此同时，日本军队还派遣飞机前往烟厂上空，企图炸毁新四军的工厂。
为了将“飞马”牌香烟运出去，商人们煞费苦心。他们将“飞马”牌香烟装进大英牌香烟的盒子里，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后，商人们再将“飞马”牌香烟复原。
日本对“飞马”牌香烟的重视程度引起了海外消费者的兴趣，海外香烟经销商乔装打扮，躲过日本人的跟踪，暗中找到陈毅，订购“飞马”牌香烟。
日本人封锁严格，“飞马”牌香烟的销量却丝毫不受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飞马”牌香烟厂随着军部机关搬迁到山东，在徐州、济南等地继续投入生产。
与此同时，一部分的烟厂职工跟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将“飞马”牌香烟的制作工艺传播到那里。后来，上海卷烟厂也开始制造“飞马”牌香烟。
1992年，“飞马”牌香烟在上海卷烟厂停产，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从烟草公司筹措几十元经费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40多年时间里，“飞马”牌香烟红遍中国，从最初的高档烟品牌，到改革开放后的百姓香烟，这个充满了荣誉的香烟品牌，也伴随着中国的强大。
“飞马”牌香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人们将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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