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瞬间】
18户农民 秘密签约
“这样写，管不管？”“管！”
“管的话，那就按吧！”
屋外北风呼啸，伸手不见五指，屋内人影绰绰，一点如豆烛光。残破歪扭的木桌上，一张薄纸平平摊开，几行人名排列整齐。
墨色渐干，原本或蹲或站的庄稼汉们依次上前，将手指戳进红色印油，再深吸一口气，重重按在各自名字上。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于他们而言，这冒当时政策之大不韪的举动，无异于将身家性命系于一线。
令庄稼汉们没想到的是，原本只欲擦根火柴相互取暖，18枚“红手印”竟引发燎原之火，撞开了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按着18户村民红手印的契约书
包产到户
村民按下红手印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里，最受关注的就是40多年前18户村民按下分田到户红手印的照片。
当时，我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已实行20多年，“大锅饭”的弊端显露无遗。1978年的安徽，夏粮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此困境下，走到了“包产到户”这一条路上。
令人惊喜的是，包干制竟十分灵验。实行第一年，小岗村迎来了大丰收，村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给国家和集体上缴了粮食，一举结束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
1982年，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1984年，党中央又连续下发一号文件，把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到了全国农村。
自此，人民公社制度被彻底打破，我国迈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的新进程。
倒多大霉也要这样搞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提起当年那场壮举，75岁的关友江面色凝重，陷入对往昔的回忆。40余年过去，这位“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仍清楚记得契约书上的每一个字。
坐牢、杀头……义无反顾的字样，勾勒出当时的严峻形势。将集体耕地分至各家，那就等于和政策对着干！
“可是穷啊，日子过不下去了！”关友江叹息，由于长期实行生产“大呼隆”（安徽话），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工分一个样，农民对种地失去了信心。1976年，小岗生产队全年人均口粮仅有230斤，人均收入32元。“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段凤阳花鼓唱词，正是过往窘境的真实写照。
“当年的小岗村，是出了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说起当年那段历史，大包干纪念馆讲解员总会提到“三靠村”。
穷则思变。事实上，早在真正分地前一两年，“到底咋办”便成了小岗生产队日复一日探讨的主题。“只要聚到一起，总会聊到这个事儿上。”那时关友江的4个孩子都已出生，全家填饱肚子的压力很大。“不只是我，全村人都很绝望，觉得再这样就没法活了。”大伙儿商量来商量去，“分地”是唯一的办法，倒多大霉，也要这样搞！
一张薄纸是吃饱饭的希望
共识有了，将其落到契约上，则是当时的生产队会计严立学的父亲的提议。关友江记得，当时老人语重心长地对队长严俊昌说：俊啊，定是定了，你有没有想过，肉吃千口，罪落一人？分地这个事儿，无凭无据可不行，大家既然都同意，就要签字画押。
朴实的农民看重承诺，副队长严宏昌在村里读书最多，大伙儿便推选他来起草契约，并于1978年12月的一天商定，每户出一位当家人，晚饭后去村民严立华家集合。
“其实我们住得都不远，严立华家稍稍偏僻一些，就想尽量掩人耳目。”当天关友江如约前往。
不多时，18位当家人尽数到齐。严宏昌开始书写契约，并向众人宣读。考虑到有人不会写字或写得不好，他将大家的名字也都写了上去。
烛火摇曳，人们静默着上前按下手印，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那薄薄的一张纸，承载着“吃饱饭”的希望，又是无法回头的“罪证”。很快手印按完，严宏昌将契约书小心叠好收在身上。
第二天， “分田到户”心照不宣地开始了。整个小岗生产队算上女人和孩子共115人，按人头平分了土地，关友江家6口人，分得近30亩。打那以后，家家户户都开始玩命地干活。关友江和妻子正值壮年，天天忙到半夜，早上甚至不等天亮就走。“累啊，但心里舒服，有盼头，憋着一股劲想把地种好！”
横下一条心绝不走老路
然而，极“左”路线仍然阻碍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关友江回忆，不到三个月，分田到户就“败露”了。1979年1月、4月，中央连发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队长严俊昌被叫去问话，回来后告诉大家，公社要求将土地并回去，否则返销粮不再发放，生产贷款也不给批了。“不给就不给”、“咱就这样干了”……大伙儿横下一条心，绝不走以往老路！
就在风口浪尖之际，小岗村得到了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支持。他以极具担当的魄力，要求地委办公室起草一个电话通知：春耕大忙已开始，各种生产责任制，不论是什么形式，一律不要变动，到秋后看实际效果如何再定。如有什么问题，由地委负责。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对王郁昭的做法表示认可，并亲自来到小岗生产队，一家家听取百姓对“包干到户”的看法。以非凡的政治胆识，为“大包干”上了个“安徽户口”。
1979年风调雨顺，秋天，全队粮食总产达13.3万斤，等于以往四五年的产量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的18倍。
小岗创举被视作全国农村改革的先锋，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1980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大包干从此有了全国的“户口”。
如今的小岗村绿意盎然
【记者手记】
契约书其实有21枚手印
初夏的小岗村，花团锦簇、绿意盎然。
村头，“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牌楼气势恢宏；改革大道两侧，农业产业园正建设得热火朝天；村里最核心的友谊大道旁，特产店、农家菜馆林立。两处4A级景点——大包干纪念馆与“当年农家”院落，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在大包干纪念馆，那份契约书的影像资料，成为观众竞相打卡的亮点。大家认真识别着契约书上的字迹，有的还轻声细数“红手印”的个数。
虽有一些错字，语句也并不十分通顺，但并不影响契约书的划时代意义。讲解员吴静介绍，目前，契约书的原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实际上，总共有21个红手印。“起草人严宏昌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写了两次名字，按了两次。另外村里有两位单身汉外出逃荒，但也写上了他们的名字，由别人代按，理论上是不作数的。现场只有18个人，所以一直就说18枚红手印。”
距纪念馆不远处的“当年农家”院落，完整保留了上世纪70年代的茅草房。屋内签字室，则再现当年签订契约时的场景，令人身临其境。后排瓦房建于1985年，是农民富裕后盖起来的新房。整个“当年农家”院落与如今的小岗村新居形成鲜明对比，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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