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6日，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一西汉大墓出土，图为主墓室内的文物。 （ICphoto/图）
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长城所在地，全区将近60%的面积都是长城的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比香港和澳门加起来还大。
延庆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是最熟悉这片长城的人之一。他日常打交道的当地老百姓，却不够了解长城，时常将自家的房屋扩建到长城的“地盘”（注：保护范围或建控地带）里。
老百姓私人建房，不需要报规委，只报到镇政府就可以获批，而乡镇并不掌握准确的长城保护范围，导致误建时有发生。延庆所只有八名专业岗编制人员，179.2公里的长城，他们根本顾不过来，于海宽感叹：“我们连（长城的）风貌都控制不了。”
延庆原本需要大量志愿者，但却连管理和培训志愿者的人都抽调不出来。在长城做考古发掘，迫切需要复核长城资源，涉及方志、史书的查阅，这方面人才也是延庆所急缺的。
即便进行考古挖掘，延庆文管所也没有人力做后续的研究。1980年代，于海宽的同事在延庆挖掘了山戎文化墓葬，相关出土文物已经在库房里躺了三十多年，一直没有研究。而没有考古报告，就无法申报长城的保护、修缮和加固方案。
目前延庆文管所共有18个编制，其中历史、文博专业背景的只有两人。尽管他们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却仍难招到人，于海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个尴尬的问题。”
目前，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多达约77万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力量却在大幅减少。2020年全国“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到多个省市对此进行调研，注意到很多市县级的文物行政机构和编制被撤并整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反复提及：“市县级文物保护管理压力很大。”
2017年6月21日，郑州“新郑郑国三号车马坑公众考古”现场，经过130余天的考古发掘，两千四百多年前的马车陆续出土。 （视觉中国/图）
老化的队伍，难招的新人
湖南衡阳博物馆馆长彭丽今年43岁，一度是全馆最年轻的人，她上面的所有相关人员都是五十多岁。她来博物馆11年，每年都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招新。2020年，终于得偿所愿——这也是衡阳博物馆1973年建馆以来首次正式对外招新。
刘建国是内蒙古清水河县文管所所长，全所在编5人，有2人即将退休，最年轻的也将近四十岁了。
喻旌旗干了二十多年文物工作，他所在的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文旅广体局文物二科，目前基本上都是他的同龄人，全科最年轻的40岁，只有两个人能熟练操作电脑，至于当今考古工作者常用的制图软件CAD，他们都不会用，只有喻旌旗能看懂。
从延庆文管所开车到北京天安门大约100公里，所里不提供职工宿舍，工资比当地其他单位还略低一些，因为属于非规范单位，考古工作者无法领取除工资之外的所有补贴。
古建筑修复保护设计专家、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从教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上百名研究生，只有两名毕业后进了文物部门，其中一个女生毕业后先去了湖南省设计院，她被吓到了，交了违约金，再考入广东省文物局。另一个在2020年考上北京市文物局——全国只招一人的岗位。
柳肃的研究生毕业后大多去了设计单位和房地产公司。他估算，设计单位年薪至少8万-10万，房地产公司高的可以达到七八十万。但那边基本用不上他们的专业知识，是去搞新中式装修和仿古建筑，而文物局年薪仅在5万元以内。
衡阳博物馆则没钱招“合同工”。彭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外聘人员的工资要从免费开放经费里面支出，免费开放的经费是有限的，如果全都用于外界人员的招聘，我们的活动、研学或者展览的质量就会降低，没钱怎么做事？”
曾国藩故里管理处文物管理所，地处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距县城车程近40公里。2018年，双峰县政府为了帮这家守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富厚堂的文物事业单位招收年轻人才，招聘时专门给出了县文旅广体局的公务员编制，而并非事业编制，由富厚堂文物管理所使用。即便如此，招聘信息放到官网后，仍然无人问津。而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直到招聘季结束后才听说县里竟有过这次招聘。
山西某市文化旅游局加挂文物局的牌子，局里有一个分管的副局长，下面有一个文物科，里面却没有人，因为局里根本不给配人，所以从基层借调了一个人上来到文物科。目前该地级市的文物工作只有一人在实际负责，该市博物馆一名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他的工作压力太大，都有点崩溃了”。2019年，该市文物系统从全省分到三个编制，原本可以缓解人手紧缺的问题，但这三个编制被半道截留。“所以，局里对文物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江苏省某市考古所同样没有自主招新的权力，该所工作人员褚亚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0年的全市统一招聘到现在都没有落实，要等到2020届毕业生离开校园后大半年才招聘。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毕业那年想报陕西省考古所，但陕西所直到他毕业的第二年年初才招人。在他的班里，有人甚至为了某个单位等半年甚至一年赌运气的。也有很多同学，等不到，就改了行。
“老文物”尴尬面对“编制”问题
柳肃和原长沙市文物局局长曹凛打过十多年交道。2019年长沙市文物局被撤销，这位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当时才五十岁出头，并没有到退休年龄，“最是能干事的时候”。柳肃回忆：“后来是有领导说了一句话，干了这么久的老局长，这么下来没事干了，还是不好。当时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领导班子有十几个党组成员，又把他加进去，排名最后。”
柳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县里的文管所除了一个所长，底下都没什么兵了，有的并到博物馆去还挨一点边，有的就到卫生局、体育局。有的文物干部搞了一二十年被并到跟文物完全没有关系的单位里去，文管所就没有人了，底下散布的文物也没有人管了。”
原长沙市望城县文物局是长沙实力最强的县区级文物局。喻旌旗回忆，单独的考古发掘他们都能做，还曾跟长沙市文物局联手参与了南水北调、湖北郧县考古发掘。2019年，原望城文物局被改为两个文物科，14个在编人员被抽调了一半以上，一名考古专业的硕士也被抽调到其他科室。有些“老文物”仍在文物科上班，由于那里编制不够，他们的编制暂存体育中心。“他们觉得自己都搞了一辈子文物了，弄得心态也有点不平衡。”喻旌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浏阳曲线救国，刚刚成立了文保中心，起到了以前文物局的作用，可以争取几个编制。”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罗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文旅新局副局长懂文物，很支持这件事情，到县政府坐了一个星期，才争取下来。
廖静是富厚堂的金牌讲解员，17岁高中毕业后留在家乡，把12年青春都献给了这个岗位。学历不高的廖静很勤奋，《曾国藩的故园》、唐浩明的系列长篇小说、曾国藩家书和全集，都是她常翻常新的工具书。廖静常年负责政务接待讲解，为许多领导、首长讲解过曾国藩故居和曾氏藏书楼。她被问到最多的，是曾国藩的教子经验。廖静往往会推介《曾国藩家书》中的箴言警句，并讲一些故事，比如曾纪鸿考科举，曾国藩在外写信叮嘱小儿子，不许他和州县来往、递条子，要自己好好学习，不要想着走后门。
几年前，廖静结婚并生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分居双峰县城和富厚堂，三十多公里的距离，消磨着家人的理解与包容，廖静陷入迷茫。她的讲解员工作目前没有编制，也引发了家人的担忧。为了考取编制，廖静用业余时间攻读自考学历。她背水一战，不愿意因为编制的原因放弃在富厚堂12年的讲解经验而追随丈夫的农机生意。
据延庆文管所所长于海宽介绍，该所的在编人员，只有两人是文博历史专业毕业，连考古专业的都没有。这两个人也面临职业天花板。其中一人非常优秀，35岁已达到副高职称评定标准，但单位只有1个副高指标。另一人不是延庆本地人，延庆距离北京市中心路途遥远，为了照顾家人，也在考虑离职。
2019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首次正式对琅琊台遗址展开考古发掘。探方发掘是考古中沿用的方法。 （ICphoto/图）
“缺人又缺钱”
曾任富厚堂文管所所长、现任曾国藩故居管理处副主任的黄鹤鸣毕业于1987届武汉大学考古系。他的老师之一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丈夫、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教授。黄鹤鸣高考填志愿时，专业由学校分配，他被考古系选中。毕业时，他父母都已故去，为了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弟弟，他选择回到家乡双峰，在当地文化馆工作。
1980年代末的曾国藩热，推动了富厚堂的建设、相关的图书出版和学术研究，黄鹤鸣的命运自此与家乡小镇荷叶联系在一起。
1994年之前，曾国藩故居长期被当地公社、乡政府作为办公和生活场所。1994年，为了迎接即将在这里召开的“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双峰县将富厚堂的住户全部清出，考古专业出身的黄鹤鸣则尝试复原富厚堂的历史风貌。
富厚堂正门“毅勇侯第”的匾被农民用来围鸡圈，“肃雍和鸣”的匾被架在供销社的阁楼上，承接铁质农具的重量。富厚堂的文物被附近农户分走，黄鹤鸣下乡征收，文管所经费有限，全靠他如簧巧舌的砍价。他至今记得，2004年收一张香案出了150元，青花碟两元一个，瓷调羹五毛钱一个。一砖一瓦、一桌一椅、一门一窗，正是在黄鹤鸣与文管所同事们的努力下，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富厚堂才得以逐渐从历史的尘埃中浮现。
如今，黄鹤鸣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三十多年来，他却一直没有招到专业的“接班人”。
年近七旬的胡卫平是富厚堂文管所前任所长，他只有中学学历，工作后却写出了多部曾国藩研究著作，最近仍笔耕不辍，在写秋瑾、蔡畅等双峰籍女杰。胡卫平和老伴住在六十多平的老式楼梯房，家里的十几个书架，码了6300多册藏书。胡卫平年轻时曾在农村图书馆工作，后任双峰县图书馆馆长，他对曾国藩的研究主要靠自学。
“70后”刘建海是中专学历，学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来到农村基层，恰好在荷叶镇工作过几年。当时，胡卫平在富厚堂工作，常做一锅卤牛肉配菜，也爱聊读书和历史。刘建海被卤牛肉的美味所吸引，更被胡卫平的学问折服。在一次乡镇干部提拔的节点，他放弃了晋升，留在富厚堂做起了学术，同样通过十多年的自学积累，如今已成为了曾国藩研究会办公室主任，并被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曾国藩研究所特聘为了研究员。
即将在2021年退休的刘建国也是高中学历，他留在家乡内蒙古清水河县，成长为基层文管所所长。清水河县的特色文物是长城和黄河古码头，刘建国从事文物工作36年，上面很少开专业培训，培训期最长也就一个星期。他主要靠自学，读别人的长城研究著述，陪同专家去现场时请教，笔记都做了十几本。
山西某地级市下辖的两个县的文管所所长都是干了几十年的“老文物”，对于辖区内的“宝贝”如数家珍。如今，这两位县文管所所长即将退休，都面临找不到接班人的困境。“年轻人想接班，但是又不像人家老所长们对文物的事这么上心。这些老所长们也就不放心把这文物的大事全都交给他们。”该市博物馆副馆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位老所长想要招专业的年轻人，一直招不来，而本来留在所里的年轻人都是些关系户，“没有可用的人”。
山西某地级市下辖6个县区，县级文管所很少有专业人才，导致市考古所接到文物线索或举报电话，县里的人无法做好初步的筛查与判断，有时走了几天流程，把有限的人力派到地方落实线索，最后发现，所谓的“文物”是1960年代的防空洞或者老百姓家废弃的菜窖。
基层专业人才的匮乏，还影响到文物保护单位的日常巡查、可移动文物的登记造册、文物保存。
内蒙古清水河县文管所由于专业人才不足，直接导致了此前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做得不到位——清水河县有十几个烽火台和两个边堡没被统计进去，直到印成书，刘建国才发现遗漏。
衡阳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和质量排在全省前几名，但衡阳馆至今是个国家三级馆。也就意味着，它的级别排在全省第16名之后。造成这样落差的重要原因就是，专业人才短缺。
基层人才队伍薄弱一直是制约文保事业发展的短板。基层文博单位人才少，另一个原因是高校培养得少。2020年9月9日，国家文物局官网发布了一条“关于开展2021年‘高层次文博行业人才提升计划’的通知”。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每年都通过这个计划，与西北大学、北京建筑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合作，面向文博行业在职人员，尤其是文博系统基层的在职人员，招收硕士研究生。通过学历教育与文博行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的方式，培养一批具有文博专业素养的实践型、创新型高层次专业人才，进而强化文博队伍建设。但这个计划主要培养的是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建筑遗产保护三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单就文化遗产保护和古建筑修复专业的本科生专业，全国只有不到10所高校开了。”在柳肃看来，由于周期更短、预期薪酬更低，相比硕士研究生，本科生更容易满足全国基层文保单位的一部分用人需求。
高校在培养专业人才时，也存在课程与工作实际脱节的现象，比如学建筑的不懂考古，在古建筑修复设计工作中难以开展工作。柳肃在湖南大学开设了考古建筑的选修课，其中就涉及古村落保护规划。有一年湖南省设计院规划所招一个人，十几个人报考，柳肃的学生考完给他打电话：“柳老师，我刚听完您的古村落保护的课程，这次碰到的考题就是这个。”这个学生后来被录用了。
“现在到处搞古村落、古街区保护，省设计院也越来越需要招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才了。”柳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除了缺人才，许多基层文物部门也缺钱。内蒙古清水河县考古所，至今没有能给文物拍照的专业照相机，打印机、复印机也是近几年配的，此前都是去街上打印，自己贴钱。作为财政拨款单位，花的每一分钱都要向局里请示，刘建国回忆，“过去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从来就没有，下达不到，直到2017年才开始有，但也是杯水车薪”。
衡阳博物馆由于经费不足，导致无力外聘人员从事安保、看管等非科研岗位，只能由专业人员代劳这些专业之外的工作。相比公务员和其他事业单位员工，博物馆职员每年要多上六十多天班（共三百多天），并且没有加班费。
如今衡阳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但它走的是“备案制”的博物馆，而非“立项制”的博物馆。这意味着，还未开馆的新馆将来拿不到中央后期运行经费的支持——现在缺钱，将来也缺钱。
山西某地级市博物馆是科级单位，总共只有一个正科、两个副科，其他人则参照公务员管理，没有晋升空间，工资也没有增长空间。新招的有编或“参公”的年轻人的工资不到两千元。而该馆的劳务派遣只能给到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1700元。
不管是取消田野补贴，还是无法报销，对考古所的积极性都是打击。“当时的活就有这么多，这边还没弄完，那边就在问我要不要去，而现在我们单位，考古25个编制只有3-4个人在外面出差，而实际上，能干的活和当年是差不多的。”某省级文保单位的一线考古工作者李明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3年她刚进该单位时，一年出差时间达300天以上。
据她介绍，考古所鉴定需要抢救性挖掘，按照以往领导口头批准，考古所的人就下去了。现在有了审计，需要报批手续。遇到抢救性挖掘，领队的积极性就不高，因为只要出差就要贴钱，还不能报销。而手续繁琐也会耽误抢救性挖掘的时机，考古工作者只能眼睁睁地看到很多好东西被破坏了。
“考古有时候是很紧急的事情，手续以往都是后面补的。”李明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只能说很可惜，我们也没有办法。”
2015年3月28日，山西省太原市一座新发掘的元代墓葬内，考古工作者正对壁画进行抢救性修复。由于年代久远，该墓葬壁画出现了空鼓、剥落等病害。 （视觉中国/图）
“这就是做与不做的差别”
江苏多位考古所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现在推行的考古前置走在全国前列，工作更忙了。江苏某市考古所一线考古工作者关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单位人力资金没有问题，就是大家比较忙。2019年单位编制招满，2020年扩编招人，要求本科或硕士学历，本科必须为考古专业。
扬州的扬中县博物馆也因为业务繁忙缺人手，但并未出现招不来人的情况，只要放出给编制的招聘，就能够招满，此外，招合同工也有资金来招募。无论编内编外，都能招满。“江苏不存在偏远这么一说，只能说是选人用人的范围，对基层来说会有些小。”关孜说，“但是肯定会有读了书的人才，愿意回到县里，做一份安稳的工作。”
山西某市考古所共20个编制，负责6个县区几千平方公里的考古挖掘工作，工作量特别大。该所近年来招到的多是女性——女生在笔试和面试中都有优势，且在大学里学考古的也是女生居多。但是囿于性别，很多田野挖掘女性不方便参与，女孩进来后，多是做一些偏市内的考古工作，他们更需要能够去郊区、野外的人。目前所里甚至出现了一个人同时参与几个考古挖掘项目的情况；主动申请的课题只能暂缓推进；很多考古挖掘的项目也因此搁浅。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工作也变得更加精细与繁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考古工作，只需提取文物，拍照就可以了；现在还需要航拍、3D建模、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科技考古等信息都要获取，直接导致工作的周期变长，工作量变大。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主岛屿平潭岛，曾出过非常有名的壳丘头遗址。但两次挖掘后，考古工作就搁置了。福建所过去的工作重点并不在这么偏僻的岛上，而在福建的几大流域上。直到厦门大学和社科院到平潭岛来做调查，才发现了岛上10个左右比较好的遗址。
无论是壳丘头还是10个遗址，都因为平潭岛过于偏僻、交通不便，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2015年，当地通了大桥，平潭县出钱请福建所去考古。
“连福建大家都认为是蛮荒之地，而我们都觉得平潭这个小破岛上能够有个什么东西呢？”福建所一位一线考古工作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去史料文献最早的记载是，唐朝有人在那里养官马。而现在的挖掘，已经到了两万到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从数量上说，从2015年到现在，找到的遗址加上三普点有将近20个。“这就是做与不做的差别”。
这对于台海关系问题研究很有价值。过去几十年里，台湾学者研究南岛语系，在学术上建立了一种新的身份认知，而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的意义在于，它的相关发掘和研究，能把台湾已经做的所有研究纳入到更大的体系中来。台湾学者试着论证南太平洋岛国的人是从台湾“原住民”漂过去的，而平潭岛的研究能证明台湾的这些“原住民”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
“如果看到遗址要被破坏了，我们就很着急了。”李明玉说，“一个遗址挖掘做十几二十年是很常见的，只要遗址没有破坏，不挖也没有关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关孜、李明玉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蔡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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