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襄阳档案信息网】
1979年9月,我国第一台宽行针型汉字打印机在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研制成功。1981年4月国家科委、国家仪器仪表总局在北京举行的成果论证会和湖北省科委在襄阳组织的全国专家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部打印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汉字输出设备的空白。该机的成功研制不仅给该厂带来了巨大利润，也曾给襄阳带来了巨大的荣耀。而面对当初如此高端的科技产品，也许人们无法将它与一个土法上马的街道小厂联系在一起。
负责研制第一台宽行针型汉字打印机的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前身是1970年由605地质队13名家属和两名职工办起来的电容器厂，人们习惯地称之为605电容器厂，主要生产军用电容器。在1977年，这个厂由于产销脱节，只好中断生产。一个技术力量如此薄弱而又濒临倒闭的小厂，怎么就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宽行针型汉字打印机呢？
这得从70年代风靡全国的襄阳人才招募大潮说起。在这场空前的人才流动中，一批科技人才涌入了襄阳。北京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23所的李德兴，25所的周景年、王福臣、李运生，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乔云山，武钢的周荣桂和陈随福等就是其中一部分。李德兴是搞电子的，周景年是搞计算机的，乔云山是搞机械的，周荣桂和陈随福在武钢也是搞科研的。值得庆幸的是这批高级科技人才当时都被安排在605电容器厂。
李德兴和乔云山在这批人才中是1976年5月最先被引进市605电容器厂的。两个人刚来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原市科委主任鄂万友派出去调研新产品。他们在北京等地调研后，发现7针字符打印机前景不错，回来便向科委和厂领导汇报，领导们一致同意上马研制此产品。
当时的襄阳经常是白天不供电，晚上才有电。他们在没有电子仪器、没有实验室、只有一块万用电表、只能在晚上才能试验的情况下，土法上马，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手工研制成功了7针字符打印机！1977年4月，他们2人研制的7针字符打印机成功打印出了A、B、C三个字符！在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全厂干部职工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抬着机器向市委市政府献礼。试验成功后，市科委考虑到605电容器厂是个民办小厂，要把研制成功的7针字符打印机进行更高更新技术的推进，该厂的科研力量、生产设备实在不行，便提出让李德兴和乔云山带着研究成果一起转到科技力量和设备仪器较好的襄阳市无线电厂继续研究。提议一出来，便遭到605电容器厂原厂长的强烈反对。科委最后只得做出让2人留在605电容器厂，但把研制成果和技术转交给无线电厂，并请李德兴和乔云山在无线电厂办个培训班，负责教会该厂技术人员，以便他们继续推进研制工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7针字符打印机在无线电厂没有得到进展。
1978年市605电容器厂在濒临倒闭的情况下，市委市政府决定让李德兴再次到北京考察寻找新产品项目，希望借助李德兴在北京的人力关系资源，找到可以承接的生产项目。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朋友的引荐下，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汉字打印机研制项目进入他的视线。中科院计算机所的同志说:国家计委计算机中心要求计算机所承担汉字打印机的研制任务,计算机所考虑这个项目难度很大,而你们襄阳有研制7针字符打印机的成功经验,要不我们推荐你们承担汉字打印机的研制任务?
汉字打印机的研制当时在全球都处于起步阶段,李德兴当时有些拿不定主意,便立即电告厂长芦殿林和乔云山一起赴京商定。别人没有做过的项目才更有希望，为了工厂绝处逢生，三人决定压力再大困难再多也要上。于是他们在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国家计委计算机中心请战。负责安排这一项目计划的周起风感到很是吃惊和疑问，担心襄阳这个小厂不具备承担如此高科技含量科研项目的人才技术实力。计算机所的同志介绍说：他们两位一个是航天部去的，一个是中科院去的，而且已有研制7针字符打印机的经验，应该具备研制汉字打印机的条件和基础。周起风原来也在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工作过，再加上襄阳的电子行业当时在全国已小有名气，周起风夹杂着复杂的感情因素把计算机汉字打印机科研项目交给了襄阳605电容器厂。 并要求：“精心组织，敢攀高峰，要在一年多时间内，尽快研制出我国的汉字打印机。”在他们返回襄阳的当天，国家的15万科研经费就打到了厂里账户上。
项目拿到后，他们及时向市里报告，得到高度重视。李德兴和乔云山立即开始制定汉字打印机的实施方案，绘制方案图。市科委随之组织全市有高级职称的科技人才参加方案论证会，设计方案全体通过。但接下来的研制困难却难以想象。一是厂科研技术力量比较薄弱。厂子里只有李和乔两个工程师,而面对的任务却是研制没有成功经验可鉴的全球高端科技产品。二是当时的605电容器厂根本没有研制打印机的设备和仪器，甚至连研制打印机的原材料都没有。三是没有研制打印机的科研场所。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市科委跟踪协调，605电容器厂的厂名也由此改成了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没有场地，就腾出一间厂房作试验室；没有设备和仪器，就自已设计图纸研制加工模具，自制零部件；没有参考资料，就千方百计从北京、上海那边的朋友借，在书店里一点一滴地搜集。1979年4月，为了加强科研力量，襄阳市科委又从航天部二院25所挖来了周景年、王福臣、李运生三位专家。
为集中精力抢时间，几位工程师干脆住进了简陋的实验室。困了累了，他们就放下行军床休息一会儿然后接着干；天热没有电扇更无空调，他们就赤膊上阵；饿了，就吃家属送来的工作便饭；渴了，半夜家属会送开水来探班，白天没电只有在晚上抢电试验，所以他们整宿整宿的都不可能睡觉。缺少防护设施，在科研过程中乔云山眼睛被强光灼伤，针刺般的疼痛，肿得睁不开，也没有休息过一天；本厂一位腿有殘疾的干部架着双拐，和他们一起驱车一百多里联系加工机件……
不分黑夜白天，没有节假日，连续近八个月的紧张工作，从导板、针，色带、字头等环节、细节，一个一个难关攻克。1979年9月15日,他们终于在自己研制的打印机上打出了第一行汉字：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经技术测试，这台打印机打出的行宽为80到160行，每个汉字以20×20的点距阵组成，每分钟可打印1500个汉字。不仅能打汉字，还能打印各种字符、符号、图形和表格等。这一天，我国第一台宽行针型汉字打印机的诞生了！
1979年12月，他们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把这台宽行针型汉字打印机送到北京，与国家一机部的国产“108”计算机进行联机对接试验。当打印机和计算机联接后打出了一机部的工资报表时，在场的人都欢呼雀跃起来！无不为有了中国人自已的汉字打印机而惊奇和自豪！
随后，相关的国家领导人来了，各大科研院所、大学的专家代表来了，还有部分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来了。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亲临实验室，把打印机仔细地看了又看，详细询问汉字打印机研制情况和技术参数，连声赞叹。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来一机部看希奇的人川流不息，最后只好由中办出面安排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展览。《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对此进行了报道。1980年6月26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的《从襄阳经验看科技人才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文章中，重点报道了襄阳研制中国第一台针型宽行汉字打印机的事例。
1981年4月，中科院为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研制的我国第一台宽行针型汉字打印机举行了成果论证会。来自中办、国办、国家计委、总参、空司、海司、二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大的专家济济一堂，还有部分省市委办公厅的同志等100多人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成果论证会。同年4月29日湖北省科委也在襄阳组织召开了成果鉴定会。来自中办、国办、全国各省专家代表、各大科研院所和院校的计算机专家共80多人聚集襄阳，专家们在鉴定书上一致签字，同意通过鉴定。最后由中科院正式发文予以确认。
1982年，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会务工作部门决定对大会选举计票方式进行改革。因为以前都是人工计票，投票结束后唱票、计票需要几个小时，代表们一般要看两部电影才能等出选举结果。这次会议选举准备使用计算机计票。
因为是第一次使用计算机计票，中共十二大秘书处计算机设备组十分慎重。计票机选用的是中科院研制的“JX-2”型计算机实时处理选票系统，但配套的打印机一直没有定下来。大会秘书处计算机组就在全国征选打印选票的宽幅打印机。这时全国也有不少厂家在研制汉字打印机，但技术都远远落在襄阳后面，如南京电子器材四厂的1986年通过鉴定，福建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1987年通过鉴定，沈阳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的也是1988年才通过鉴定。
中共十二大秘书组在杭州挑选产品，芦殿林和几位工程师带了两台打印机前去应试。所有参与竞争的机器要求进行24小时不间断打印测试。经过一个多月地检验，参与竞争的产品中只有襄阳的测试结果最为稳定，最后中办决定选用襄阳制造的打印机。
1982年8月26日，芦殿林、李永生、郭继超等3个技术人员和相关领导带着4台打印机来到北京。十二大选举投票前，两台打印机交给人民大会堂计票处，芦殿林和技术人员带着另两台备用打印机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室等待。芦殿林回忆说：“从选举哪一刻开始，我们的心就悬了起来，紧张得连时间都不敢看，真是度时如年。直到大会堂里传来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才知道计票完毕。计票和打印结果前后只用了10分钟，而过去要等3个多小时”。
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报道，这是中共代表大会历史以来第一次使用计算机同步处理选票和打印机打印选票。事后中共十二大秘书处专门给襄阳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用传真发来热情的贺信：
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
你厂研制生产的汉字打印机作为“计算机实时处理选票系统”外部设备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正式使用，在打印名字和票数上均正常,未出故障，特此函告并致贺。
此致
十二大秘书处计算机技术小组组长任汉忠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
为大会提供计算机服务的中科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也发来了一封感谢信，信称：
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
承蒙贵厂热情支持，按时地保质保量提供了两台针式汉打机。保证了我所研制的“JX—2”型计算机实时处理选票系统”配套调试工作。并及时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使用。在大会正式选举过程中，整个“选票系统”运行正常。贵厂生产的“针式汉打机”在打印输出选举结果时，两台都工作稳定，打印结果清楚。
“选票系统”能够在这次党的十二大选举中应用成功，是和贵厂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特此感谢!
此致
敬礼
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
这两封信，无疑是对于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技术水平和生产设备最好的的肯定,最权威的金牌广告。遗憾的是当时的襄阳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尚无品牌意识,人们只是沉浸在生产出我国第一台宽行汉字打印机和为十二大提供服务这一无尚荣光的喜悦和自豪中。
1982年底，机械工业部在北京香山召开年度投资生产项目会议，安排国家年度项目生产计划，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应邀参加。可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生产打印机厂家的备选名单中，研制汉字打印机的市计算机外部设备厂竟然榜上无名。当时高度计划经济时代，谁生产什么并不是自己说了算。参加会议的芦殿林找到会议主办单位软磨硬泡，要求给他一个陈述的机会，芦殿林足足3个小时的理由陈述，终于把打印机的生产项目给争取回来了。
襄阳宽行针型汉字打印机一投产，立刻受到中央各部委以及总参、总政、海司、二炮司令部等各大机关的青睐。产品曾一度供不应求，用户定货得先付定金，有的还派出技术人员前来学习。
可是，随着国内外喷墨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等更加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出现，针式打印机由于打印速度慢、噪音大等局限性，在市场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小。襄阳计算机外部设备厂作为宽行针型汉字打印机之父，没有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时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最终如流星一般消失在IT行业日新月异域、快速发展的大潮中。尽管如此，但它划过天空时的那条耀眼光芒却永远留在襄阳人的记忆中。
（感谢芦殿林、李德兴、周景年、王伟举等同志提供部分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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