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例惊动全国的大案。
当时一度震动全国，这则新闻也屡屡登上了各大报刊首页，成为在六十年代岁月里大家难以忘却的一件大事。
---王倬盗窃20万大案。
也正是因为这件让百姓觉得匪夷所思、胆大妄为的大案，民间百姓还出奇一致地给王倬送了一个响亮的绰号“民间神盗”。
1948年，王倬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
在那个年代里，能够读书的人尚且很少。
王倬凭借高学历的身份，完全不愁找不到工作，毕业后的王倬成为了北平特刑看守所的一个案件收发员，同时兼任看守所的会计。
这份工作让他涨了不少的知识，而且也养成了他以后的工作习惯。
1952年，9月。
王倬又被调往北京外贸部出口局，成为了中央直属一级部门下属的在编工作人员。
外贸部的工作环境并不好，甚至连一个召开会议的场所都没有，时间一长，他们召开会议的时候总会选择前往公安部的礼堂召开。
在公安部的礼堂里面，悬挂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不少名言，上面还有他们的亲笔签名。
经常前往公安路礼堂开会的王倬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端详墙壁上周恩来的笔迹。
这是因为，周恩来的身上长期担任着外交工作，王倬所在的外贸部又经常和外交打关系，也经常接收周恩来派发的大量文件。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的王倬虽然没有资格查看这些文件，但是擅于察言观色的他总能发现一些大家的办事规律。
对于每次收发室所送来的周恩来安排的文件，工作人员总是十分重视，马上照办，几乎没有任何的疑问，而且办理文件的速度很快。
后来，王倬又开始偷偷练习周恩来的签名。
当时的王倬，还没有想着他在京城掀起盗窃大案，他的初心只是为了练字，并没有什么坏心思。
这件事情，当时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几乎没有注意。
出口局的工作并不算繁忙，王倬在生活上并不甘于平庸，开始违反工作规定和外面的几个朋友做投资，希望拓宽自己的收入来源。
要知道，在新中国行政体制内一直都不允许行商，即便到了今天仍旧如此。
这在那个年代，更是属于大忌。
说白了，王倬在行为上就属于精致的投机主义者。
后来，他因为投资失败，欠下一笔钱财。
那天回家之后，他闲来无事又开始在家中练习周恩来的签名，但是因为欠款事情的烦躁，他一怒之下扔在了地上。
在大家都生活相对贫瘠的年代，生意上亏钱直接会影响他的生活，看着平铺在书桌上的字，他揉成一团扔在了地上。
突然间，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又赶紧捡起来地上的纸团，又把这张刚刚被他揉成纸团的纸展开，平铺在了书桌前。
他的眼睛一直死死盯着书桌上的那张纸，最终停留在了周恩来那三个字上，一动不动。
一个充满恶意的想法在大脑中盘旋。
周恩来笔迹？外贸部？
两者的结合，在王倬的心中酝酿了一个极为成熟且他自觉完美的计划，他准备利用外贸部的身份骗取中国人民银行的钱财，以图弥补自己在生意上的失败亏损。
这个计划在他脑中成型之后，王倬就开始真正实行他的作案计划。
想要利用周恩来的签字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他能够模仿周恩来的签名，但是对于部门印章他万万没有本事能够搞到手，更何况，凭他一个基层的小职员还想拿到周恩来的印章？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终，王倬想了一个稍微折中的办法，他们部门长时间和周恩来的办公室打交道，他完全可以利用周恩来办公室这个部分作为切入点。
他从单位偷来的几张信纸，开始自己研究墨迹，自己复印纸张。
六十年代没有我们如今常用的打印机，大多数的工作单位想要印刷，仍旧需要人工蜡板刻印。
如今一些在六十年代在国家单位或者从事教书行业的老人，大多应该都知道这种技术。
这项工艺需要在机器上安置钢板，将打印蜡纸铺在钢板上，用钢针一字一字的刻印。
然后再继续把刻好的蜡纸铺设在油印机的纱网上面，最后用油墨滚一压一滚，类似于咱们今天的打印机复印。
只不过我们所打印的文字已经在电脑上做好，那时候多一步人工刻字的过程。
王倬偷偷在外面离家很远的小商铺买来了钢板、蜡纸、黑墨，开始了他的计划。
他在家里面偷偷刻印了印章，以及印刷了相关的证明文件。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倬和出口局请假，谎称自己母亲生病，他要陪伴母亲前往医院看病。
那天周五，王倬拿着伪造的信件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传达室，交付这份假的信件之后，他没有说话便选择了离开。
王倬伪造的第一封信件，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密 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达）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
总理办公室
银行工作人员不敢随意拆开信封，马上将这份重要的信件交给了领导。
值班的领导拆开信封后发现，这绝对是一件事关紧急的大事。
总理：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你：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并有中外记者参加拍记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造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
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人民币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信函左侧，周恩来留下批注：
转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
周恩来
三月十八日
在这封信函的右下角，又特意有两点备注：
为了避免记者造谣
①要市场流通旧票
②十元票要每捆包装好一些
七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交赵全一收
（西藏工委生活教务部）
这件事情当初已经引起了相关领导的注意，他们并没有急于拨款送往民族饭店。
可这封信刚刚送到没多久，银行就收到了自称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他们是否收到了相关信函，如果收到一定要及时处理这件事情，不能在这种重要的国家大事上面疏忽。
这个时间点，距离信件中所规定的日期只有半个多小时。
这里我们也看得出来，王倬实在太聪明，在这件事情上，他深谙人性，他懂得利用制造紧迫感来消除中国人民银行对于他戒心和疑虑。
人民银行看着时间紧急，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开始打包现金，而且装了整整两个麻袋。
王倬在伪造信函的过程中，也显得十分的老成，这可能和他曾经有过会计经历有关。
在解放战争期间，各大解放区一直有着独立的货币机制，当1948年年底，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华北地区的解放区渐渐连成一片的时候，统一的解放区急需一批统制流通货币。
1948年，12月1日。
毛泽东批示在河北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
同一年，中国第一套人民币开始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因为全国市场通货膨胀严重，此次发行货币的面额很大，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
1元券2种、5元券4种。
10元券4种、20元券7种、50元券7种。
100元券10种、200元券5种、500元券6种。
1000元券6种、5000元券5种。
10000元券4种、50000元券2种。
这也导致我们在查看这个年代书籍的时候，总会看到动不动就有几百万数额的款项流动。
王倬在信中特意强调了使用旧币，但是旧币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面值很大，如果银行使用百元、千元、万元旧币可以很好的解决王倬搬运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六十年代，大多数职工的工资水平在10-60元之间。
他盗取成功之后，如果使用大面额的币值，很快便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王倬在信函中特别强调了十元票的问题，目的就是要让银行多弄一些十元的币值，这样他得手之后可以方便他流通，也不至于引起大家的注意。
试想，在那个年代里，你掏出一张一百，甚至掏出一张万元钞，别人会是什么目光？
当天下午，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陪同运钞车准时来到了民族饭店。
按道理而言，如此一大笔钱财自然要在民族饭店的一间房间里面顺利交接，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刚刚抵达民族饭店门口的时候，藏在一旁一直默默等待的王倬便假装急急忙忙的小跑过来。
王倬笑容满面的告诉工作人员，自己就是前来交接现金的赵全一。
银行工作人员此时尚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赵全一其实就是此前在外贸部出口局工作的王倬。
但眼前的一幕，一直让银行的工作人员觉得不对劲儿，前来接收这笔钱财的王倬仅拿出了一张甚至连印章都没有的收条，就想接收这笔巨款。
在银行工作人员看来，这种交接流程属于严重的违反纪律。
王倬为什么没有直接拿出带有印章的证明，而仅是拿出了这封什么证明都没有的印章呢？他一来是为了避免制造印章的罪责，二来则是尝试利用这封信直接拿到二十万的现金。
直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此质疑，不愿交接的时候，他才又掏出了另一张自己伪造的带有印章的身份证明。
这张证明可以完全证明，赵全一的身份得到了总理办公室的认可。
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看着这张带有总理办公室印章的身份证明，心里面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在介绍书的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前往你行洽取捐款贰拾万元整。
此致
中国人民银行
总理办公室”
不得不说，王倬的这套联合组合拳打得异常漂亮，他完全取得了银行工作人员的信任，还成功拿到了两麻袋的钱。
当天夜晚，王倬骑着自行车偷偷将两麻袋的人民币驮到了自己所在的李广桥南街（柳荫街）的住所。
几天过去，银行工作人员在处理这笔巨款做入账记录的时候，不知如何备注入账，便向总理办公室致电询问，前几天交接送达的二十万元如何入账？
这个疑问对于电话两头的双方都炸了锅，总理办公室的人对此十分震惊，他们压根就没有向中国人民银行直提二十万，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于对方的疑问更是被吓得不轻。
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边从来没有和中国人民银行交办过相关问题，这件事情他们会马上告诉总理，让他们把此前收到的交洽信件保存好，千万不能丢失此等十分重要的证据。
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听到这句话，又选择立马将这件重要的事情告知行长，行长整理了此前所有的交接资料，将其打包送往了总理办公室。
1960年，3月27日。
周恩来听闻这件事情之后，更是勃然大怒，这可是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大案，而且这个盗窃犯竟然还是利用他的名义诈骗国家钱财。
因为这件事情，他当天晚上甚至气的没有睡觉，亲自给北京市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打电话，让他彻查此案，务必查清真相，严惩凶手，坚决不能纵容这种行为的发生！
杨奇清接手这起惊天案件之后，以各处街道办为中心，到处引发当初赵全一的画像，在北京市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查工作。
杨奇清久经大案，为何会如此打草惊蛇，甚至动用群众力量公然展开全城搜捕呢？
他就是要打草精神，先稳住赵全一，动用民众力量对这笔钱进行监督，让偷盗这笔钱财的毛贼不敢花这笔钱，然后才开始案件侦破。
与此同时，专案组开始对王倬此前送往中国人民银行的信件展开了仔细核查，竟然在王倬信件中所写的一个字上面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交接二十万巨款时候的那封交接信条。
这张信条上面的“币”字，被负责侦查案件的技术人员看出了两点重要的端倪。
1.交接信条上面“币”字的写法问题
2.交接信条纸张的问题
技术人员发现，交接信条上面“币”字那种写法，一定有过会计方面的工作经验。而信条纸张经过技术鉴定，纸张为进口标纸张，而且纸张的规模只有外贸部所有。
这下，公安部门将侦查的范围缩小到了外贸部这个部门。
因为，这种大小规格的纸张，乃是外贸部专门给员工工作中所使用的专用笔记本，其他部门恰好没有，这就为后续案件的侦破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突破口。
副部长杨奇清对侦查人员的此次发现相当重视，所有的侦查人员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外贸部。
外贸部的所有档案文件都被清查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核对该部门工作人员的笔记，终于发现了赵全一的名字。
在他的入职档案登记表中，清楚地写着他好几个曾经的用名。
---王连升、金雄、赵全一。
而且，他的履历上面也记载着曾经有过会计工作的经历。
在犯罪对象，犯罪部门完全锁定之后，外贸部出口局在案发当场只有一个人请假，而这个人正是王倬。
不过，在公安机关还没有正式对王倬实施拘捕时，王倬当天夜晚在生活造饭的时候，竟然开始焚烧-纸币，他家烟囱开始冒出巨大的浓烟。
可也恰好因为王倬这个愚蠢的行为，暴露了他的举动。
一股浓烈的油墨味道传遍了附近的大街小巷，公安机关收到群众举报后，副部长杨奇清当机立断现场签发了对于王倬的逮捕证，正式对王倬实施逮捕，防止他烧毁国家财产。
警察很快包围了王倬的住所，但是因为王倬锁了门，没法进去，警察又从爬上了房顶，随后跳进院子打开了里面的门闩。
王倬被逮捕之后，公安人员却发现了问题，他的房屋里面没有巨款，王倬也并不承认自己盗取二十万巨款的事情。
素有办案经验的民警开始端详房屋里面王倬的家人，他们发现王倬的母亲因为紧张，总是低头偷偷瞄一眼自家的一处砖地。
民警马上前去挖开砖地，发现了一大笔的现金，但是在清点之后才发现，这笔钱已经少了将近一万，清点之后的数额也剩下十九万多一点。民警又在旁边的火炉里面发现了一些纸张残片，这家伙竟然真的准备焚烧证据。
1960年，7月28日。
王倬被判处死刑，其母亲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在那个时代里，王倬能够以一人之力实现盗窃如此大规模的国家钱财，还能让工作人员主动送上门，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神盗。
但是，那是一个没有被互联网所笼罩的世界，所有的银行系统、公安系统，对于信息的核查全部要靠人工筛查。
那是一个更加考验侦案技术的时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钻空子的人，终究还是难逃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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