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昆明中心）四名地质队员在进入哀牢山开展野外作业后失联。9天后，失联的4人被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
12月15日，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向媒体透露，经过专家联合现场勘察，认为4人殉职原因主要是长时间爬山导致体力消耗过大，事发区域出现瞬时大风、气温骤降等造成人体失温。
从19岁参加工作，今年72岁的地质学家费宣——云南省地质学会主席，原云南省地矿厅副厅长，同地质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8次进入哀牢山，其中两次徒步，今年9月还进过哀牢山。
在费宣看来，在野外首先要解决通信问题，卫星电话等通信工具一定要随身携带。如果发现没有信号，要退到有信号的地方与后方联系。此外，帐篷、炉头和睡袋，也是三种必不可少的救命装备。费宣说，要认识自然，敬畏自然，“对自然，我从来不用‘征服’‘挑战’这两个词。”
2020年9月，费宣在哀牢山边缘，石屏至建水一带的山上。受访者供图
“找不到矿也是成果”
新京报：你与地质工作是如何结缘的？
费宣：我从小喜欢读书，而且特别喜欢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等，这些书表现出一种探索精神，人类的创造力还是挺强的。比如在《神秘岛》中，5个人乘气球从美国南军中逃出来，飘到太平洋一座荒岛上。在工程师史密斯的带领下，凭自己的知识和双手，创造了一个新天地。我当时就想，如果能去见识地球上更广大的地方多好。从职业选择来讲，搞地质找矿也是最适合的。
新京报：工作之后，现实和此前浪漫的想象区别大吗？
费宣：地质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和轻松，反而很艰苦。我是1970年参加工作的，正是困难的时候。当时从昆明坐车到西双版纳找钾盐，汽车要走5天，车开过掀起一路尘土。一年只能吃上三四次肉，平时就是咸菜、萝卜条就米饭，清水煮冬瓜要吃上半年。后来条件好了，我一度反感吃冬瓜。住的条件就更糟糕了，竹篱笆搭的棚子，风雨都会吹进来。
当时地质队绝大多数人都有换工作的想法。有一些人离开了，我也动过这样的念头。但一旦到了野外，有了具体的任务，又会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没有丝毫的动摇。这真的很奇怪，我也解释不了。电视剧《兄弟连》中，其中一个长官经常埋怨说，家乡的小麦熟了，我的狗还在等着我。但一上战场，他又带着士兵们好好干。后来我看这部电视剧，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12月18日，费宣在西双版纳。森林中的猴子让他想起在地质队时与动物亲近的时光。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新京报：在艰苦的环境中，你们是怎么苦中作乐的？
费宣：有一次在西双版纳密林中，一只小鹿跑到营地。还有一次在森林里打钻，夜里一只很大的穿山甲跑到钻机旁，（能亲近大自然和动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密林中有很多小溪小河，而且绝大部分都有鱼。搬开石头，底下就是鱼。那时的鱼还没有完全接触过人类，很好抓。我们下班后就拿着脸盆，约着到河里抓鱼。
新京报：找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花了大力气又没找到矿，会不会特别失落？
费宣：我在1986年前后写过一篇文章，登在行业杂志上，题目就叫《找到矿是一种成果，找不到矿也同样是成果》。这篇文章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在业内荡起了涟漪。当时业界还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但我就是这样想的。此前都认为云南西定有个大铁矿，含铁量超过60%。但经过4年的勘探，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它只是一个贫铁矿。但也不能就说没有成果，毕竟对它的地层和构造有了新的认识，为以后不在这里找矿提供了依据，后人避免犯错，避免重复的浪费。
2021年9月，费宣进入哀牢山看古茶树。受访者供图
“像踩地毯一样”
新京报：你曾经去过哀牢山八次，那里的环境是怎样的？
费宣：哀牢山山体很大，属于横断山脉的南缘。到了澜沧江以后，山脉从南北纵向，变为西北东南走向。哀牢山植物非常茂密，有的地方看不到太阳。植物的群落也非常丰富，乔木、灌木和丛林，形成立体式的分布。它的基底是一种变质岩带，还有很多距离新生代中晚期2500多万年的地质基底，遍布腐殖质、土壤和植物，踩上去像踩地毯一样，很厚很软。水网密布，陡峭的地段会形成瀑布。
新京报：在哀牢山有过夜的经历吗，当时带了哪些装备？
费宣：2019年11月，我们在哀牢山勘察国家步道，带了罗盘、GPS、帐篷、睡袋、取暖的小炉子等，压缩饼干、坚果等食物，还有水。现在的帐篷非常轻巧，轻的只有1.5公斤。但在野外，我们的原则是能不搭帐篷就尽量不搭帐篷。帐篷的空间很小，一般应急才会使用。尤其碰上下雨，打开、晾干、卷起来，都很麻烦。哪怕有一个马厩、猪圈，遮风挡雨都会比较好，躺进睡袋，睡觉的问题就能解决了。有几次我们住在当地的保护站和村子里，罗盘没有受到干扰，微信也能发出消息。
新京报：最近一次去哀牢山是什么时候？
费宣：就在今年9月，我们徒步去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那里有三株距今2700多年的古茶树。树干有四个人手拉手围起来这么粗，高度近20米。我们看完其中两株后，下起了大雨，身上全湿了。雨雾笼罩，能见度只有5米左右，好在还能辨识路。剩下的一株离我们只有三四百米，但爬过去要一个小时。看古茶树的目的达到了，我们就及时下撤。下午1点多下山，撤出来是傍晚6点多，花了5个多小时。
新京报：如果在哀牢山这样的环境中迷路，应该怎么做？
费宣：迷路的前提肯定是失去了联系。如果没有信号，就退到有信号的地方与后方联系，报告所在位置与标高。要让后方知道，失去信号前的最后一个位置，看后方如何指示。
12月21日，费宣在昆明寻甸某矿山附近，用放大镜观察岩石。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通信工具是救命的东西”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4名地质调查人员配发的卫星电话遗留在车上未随身携带，你怎么看？
费宣：在野外首先是解决通信问题。如果手机没有信号，配个卫星电话就可以了。卫星电话比手机稍大一些，任何环境下都能使用。通信工具是救命用的东西，绝对不允许出现（未随身携带卫星电话）这样的状况。我在北极和撒哈拉沙漠都用过卫星电话，一打开屏幕，就显示头顶卫星数量。通话质量很好，听得很清楚。
新京报：经验欠缺的新队员，如何去野外从事地质勘探？
费宣：新分配到地质队的队员，多跟着老师傅，出发前要对他们特别关照。比如检查是否带齐了装备、必备的药品和充足的水。就像新兵上战场，老兵肯定要检查他们的装备，这是必须的。我们当时要带一种防蟥袜，这是用白色帆布做的袜子，绑在腿上，防止被蚂蟥叮咬。
新京报：对新队员的野外作业考核培训，需要涵盖哪些内容？
费宣：野外生存的培训，包括指南针、卫星电话等设备的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急救包和防寒装备等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从零经验的门外汉，到能进入哀牢山，至少需要培训一个礼拜的时间。
新京报：遇到危急情况，一般应该如何处理？
费宣：如果遇到危急情况，第一个动作是把最后位置告诉后方，然后原地宿营，找平地生火，等天亮以后再说。若第二天还是没有信号，再往后撤，退回后方，重新组织后再进山。
2017年，费宣在洛子峰。受访者供图
“放弃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新京报：作为老一辈地质工作者，有什么经验分享给年轻人？
费宣：要按照规则来办，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安全，安全第一，工作第二。多数时候出了问题，就是因为违背了安全的原则。
新京报：在极端环境下，应该携带哪些装备？
费宣：帐篷、炉头和睡袋，是三种必不可少的救命装备。炉头上装气罐，能烧五六个小时，可以烧开水，煮食物。睡袋有不同的温度等级，我在北极用的是零下30摄氏度的，钻进睡袋就很暖和，跟家里的被窝差不多。我在北极经历过接近失温的状况，当时温度骤降到零下50摄氏度以下，尽管穿得很厚，也感到刺骨的冷，风从脖子里钻进去。好在徒步过程中，身体产生热量。到达宿营地后，马上搭起帐篷，钻进去。点开气炉子，铲了一铲子雪，倒进小锅里烧。水开后，帐篷里满是蒸汽，身子也暖了过来。
新京报：和大自然打了几十年交道，它给你带来了哪些启示？
费宣：我在2017年攀登海拔8516米的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已经到了海拔7300米的三号营地，但那年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染上了咳嗽。我在山上拉练了20多天，包括登山许可证在内，已经花费23万多元。穿过了40多个冰裂缝——40厘米宽的铝合金梯子，搭在深不见底的冰裂缝上，冰爪踩在梯子上，嘎吱嘎吱响着摇晃。离洛子峰不远的珠穆朗玛峰沿途，葬身了两百多位登山者，绝大部分人在体力透支等情况下，仍没有放弃，最终遇难。到了这个关口，放弃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很多人是不愿意的。我在当地向导的建议下撤退，至今还没有圆梦。
我们要认识自然，敬畏自然，实在不行就放弃。对自然，我从来不用“征服”“挑战”这两个词。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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